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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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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常说话的态度写小说

来源:南方农村报时间:2021年04月08日版次:13

  店铺的告白,往往写得非常醒目。 王文扬 摄

  从“五四”时期开始,就有人强调应该把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作为新文学创作的资源。但强调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用心却并不总是相同。大体说来,有两种用心,即功利性的和审美性的。
  人民群众的语言通俗易懂,用人民群众自己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表达思想,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这可以说是一种功利性的用心。而另一种强调从人民群众的口头学习语言的理由,则是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往往是最美的,是最富有文学意味、艺术魅力的。这样一种观念,不妨说表现的是审美性的用心。
  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诗人艾青写了一篇名曰《诗的散文美》的文章,特别强调了口语的美学价值。他说:“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艾青举了几个例子。一次,艾青在一家印刷厂的墙上看见一个工人给他的同伴留的通知:“安明!你记着那车子!”
  艾青认为:“这是美的。而写这通知的应是有着诗人的禀赋。这语言是生活的,然而,却又是那么新鲜而单纯。这样的语言,能比上最好的诗篇里的最好的句子。”
  汪曾祺也常常强调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重要。在《小说笔谈》中,汪曾祺首先谈语言,而一开始就写下这样一番话:“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
  这自然让我们想到艾青对那墙上留言的赞美。可见优秀的作家,有着某些共同素质,特别善于向他人学习,不拘一格地拓展自己的文学资源。接着,汪曾祺写道:店铺的告白,往往写得非常醒目。如“照配钥匙,立等可取”。在西四看见一家,门口写道:“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床”,很好。过去的澡堂,一进门就看见四个大字:“各照衣帽”,真是简到不能再简。
  艾青、汪曾祺,他们的语言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人民群众的表达方式。他们不但刻意从人民群众的口头吸取营养,还留心街头的各种文字,能从引车卖浆者流的各种启事、告白中感受到口语的芬芳。
  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大体说来,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的方式,就是把在生活中耳闻目睹的人民群众的好的语言,直接用于自己的创作中。但这不应该是主要的方式。人民群众口头虽然的确经常出现美好的句子,但一个作家能够接触的人民群众总是很有限,不可能以听到见到人民群众的语言直接支撑、组织自己的作品。
  第二种方式,则是对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进行加工、改造。作家孙犁用了“洗炼”这个词来说明对人民群众口头语言的加工、改造。他指出,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只是文学语言的原料,而不是文学语言的成品。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把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随拉随用,任意堆积”,那是误入歧途,“要对口语加番洗炼的功夫。好像淘米,洗去泥沙;好像炼钢,取出精华。”总之是要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洗刷那些偶然的、一时的成分,洗刷那些不确实的、紊乱的成分。
  第三种方式,则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法”,或者说,向人民群众学习如何组织语言。这一种方式,是由汪曾祺提出来的,或者说,汪曾祺将其实践得特别成功,阐释得也特别精彩。
  汪曾祺实际上强调了这样的观念: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有着不同于语言学教科书上所解说、传授的语法规则。人民群众的口头,自有一套组织语言的方式。而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语言,就远比按语言学教科书所组织的规范化语言更鲜活、更清新、更灵动,因而也更有文学意味、艺术魅力。在《说短》一文中,汪曾祺认为一个作家不能把作品写得尽可能短,原因之一,是每一个句子都很长;而之所以每一个句子都短不下来,就因为每一个语言构件都配置在那里。这样的句子,其实是没有味道的。汪曾祺写道:长还有一个原因是句子长,句子太规整。写小说要像说话,要有语态。说话,不可能每一个句子都很规整,主语、谓语、附加语全都齐备,像教科书上的语言。教科书的语言是呆板的语言。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这样的语言才明确。平常说话没有说挺长的句子的。能省略的部分都省掉。我在《异秉》中写陈相公一天的生活,碾药就写“碾药”。裁纸就写“裁纸”。这两个字就算一句。因为生活里叙述一件事就是这样叙述的。如果把句子写齐全了,就会成为:“他生活里的另一个项目是碾药”,“他生活里的又一个项目是裁纸”,那多噜嗦!——而且,让人感到你这个人说话像做文章(你和读者的距离立刻就拉远了)。写小说决不能做文章,所用的语言必须是活的,就像聊天说话一样。
  汪曾祺所谓的“语态”,就是语言的态度,而语言的态度决定着语言的状态。一个小说家,不能以“做文章”的态度写小说,那样写出的小说,只能是呆板的、僵硬的。一个作家,应该以日常说话的态度写小说,这样写出的小说,才能有鲜活、清新、灵动的状态。
  以“做文章”的态度写小说,不难,而以人民群众日常说话的态度写小说,才是极难的事情。人民群众的“口头语法”并没有写在任何教科书上,只能靠作家自己去细致体悟,去深切揣摩。以“做文章”的态度写小说,可以写得很快,因为使用的都是程式化的语言。而以日常聊天说话的态度写小说,则不可能写得很快,因为每一句都要在反复品味、含玩后才能落笔。汪曾祺在《揉面——谈语言运用》一文中,把使用语言比作揉面:“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可以认为,所谓“揉”,所谓“抟弄”,就是依据“口头语法”安排、组织语言的过程,就是让作品最终呈现出日常口语语态的过程。
  汪曾祺强调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但主要不是指直接运用人民群众的语言,也不完全是孙犁所说的对人民群众的语言进行“洗炼”,而是指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态度,以建立作品的口语语态。汪曾祺关于“语态”的论说,是值得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创作者悉心领会的。而今天的小说创作者,更应该意识到,向汪曾祺学习重视“语态”的态度,努力让自己的作品呈现那种鲜活、清新、灵动的“语态”,力避那么呆板、僵硬的表达,是十分重要的。  □王彬彬
  店铺的告白,往往写得非常醒目。           王文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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