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以爱玩捶丸(类似如今的高尔夫球)名垂青史。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中国出现了一部署名宁志斋的专门论述捶丸的著作《丸经》,其《集序》中一开始就拿这位曾经最有号召力的球星说事儿,“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而宋徽宗的豪华捶丸装备,更是领一时风骚,羡煞他人。
《丸经》是部专门论述捶丸的著作,署名宁志斋,作者不知是谁,学者们姑且将其称为宁志老人。在这部分为32章、有一万多字的书中,作者介绍了捶丸的场地设置、器材制造、竞赛规则、处罚条例以及各种不同的击法和战术,甚至还有球场道德和竞赛心理的内容。
这部书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最为全面、系统,文字最为简洁的体育专业书,其在明代曾经翻刻多次,有多种版本,至清代,尽管捶丸这项运动已经绝迹,不过此书仍为一些藏书家收录。
《丸经》在《集序》里说,宋徽宗爱打球,还有非常豪华的装备,球杆以金子装饰缘边,顶上还有玉饰,球包是个锦囊,宋徽宗还深知业精于勤,经常学习古人留下的技巧,所以球技不断提高。
当时,捶丸所用球杖俗称“棒”,有不同的类型,包括“扑棒”、“杓棒”、“撺棒”、“单手”、“鹰嘴”等,在不同条件下选用,可以打出不同的球。比如撺棒,“能走,能飞,能收窝”,窝是球窝,拿高尔夫球来打比方,撺棒能打推杆,也能打远杆,是制胜法宝；扑棒则“能飞不能走,又不能收窝”,只是远距离开球的利器。
这些棒又分为全副、中副、小副三种,全副有10根棒,中副8根,小副则在8根以下。当时人认为,“如击得球好,亦须得好棒”,所以对器材的制作十分看重。他们认为,制作球杆,在秋冬之际最宜取材,因这时“木植津气在内”,坚固耐用,但制作却要在春夏之际完成,因为这时“天气温暖,筋胶相和”,便于杆身和杆柄的结合加固,柄是用精选的南方竹子制成。这样一来,一根好的球杆制作得跨时大半年,想必售价不菲。
捶丸所用球,《丸经》里并没有提到瓷球,而说最好的制造材料是赘木。所谓赘木就是树身生虫结成绞瘤的部分,这种材质纤维结合紧密,能久击而不坏。有学者认为,《丸经》所记述的捶丸活动是比较规范、高端的,民间大量普及的捶丸游戏击角球,所用正是成本较低的瓷球,从目前存世的宋代儿童捶丸图中,确实没有看到《丸经》所述的诸多复杂规矩,很可能皇室贵族打木球多一点,普通人或妇女儿童打瓷球多一点。不过,从考古出土的实物来看,我觉得绞胎瓷球的华贵程度实在并不亚于赘木球。
《丸经》里说,玩捶丸,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饫饱之余,心无所得,取择良友三三五五,于园林清胜之处,依法捶击”。捶丸的场地多设在野外,地形高低不平,不同的地势有不同的叫法,如不平的坡称峻,坡的上面称仰,前面有隔的称阻,后面有碍的称妨。
其次,要确定第一杆球开打的地方,也就是画定球基。球基是方形的,把球放在基上,直至开始打球,不能再移动。书中记载,球基后面若是有碍,往往容易打坏球杆,球也难以打到球窝附近,所以“后妨不处基”,若地面有瓦砾杂物,也要清除后再画基。
球场上还要设球窝,也叫“家”,球基和球窝的距离,远的可以相隔50至60步,最远的不得超过100步,近的至少宽于一丈。古代百步应该不超过50米,以今天高尔夫球场的规模和球手一杆动辄两三百米的击球距离来看,捶丸的场地实在是小了点儿,但你得原谅他们是宋朝人,玩的不是出汗,而是雅。宋代球场有多少个球窝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止一个,到了明代,《明宣宗行乐图》所绘全场共有10个窝,窝边还插不同颜色的旗子,以表示窝与窝的区别。
然后,众人以抛球的方式,确定打球的先后次序,“远者先,近者后；左者先,右者后。所以置先后之序也”。捶丸比赛,既可分组,也可不分组,几十人参加的叫“大会”,七八人参加的为“中会”,五六人则是“小会”,三四人为“一朋”,最少的是两人,叫“单对”。比赛过程中,以击球入窝或所用棒数最少为胜,胜则得筹。筹是竹子制成的,赛前分发给每个人,有大中小三种,输家根据情况把自己的筹付给赢家。
捶丸比赛中的规矩很多,还有一系列惩罚条款:不许换球,比赛中不能更换球棒,犯者本人及同组皆输；即使你是高手,也不许为他人支招儿,犯者输；错打了他人的球,也算输,被发现顶替他人击球的,则要输两倍,被罚双筹。
赌球在宋元时期是非常流行的,蹴鞠、击鞠、捶丸等常被用来赌博。
有意思的是,《丸经》中有不少对打球耍赖者作奸犯科的冷嘲热讽,却没有关于假球的说法,从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宁志老人对赌球似乎并不反对,并且对胜率较高的所谓智者还颇为欣赏,并饶有兴味地分析赌徒的心理,“不绝者,必胜之基(财不绝,则心安,故胜),将竭者,必败之道(财将尽,心不安,愈怯愈输也)”。也许在当时,虽然赌球,但对赌双方只是捶丸的参与者,可以争胜,但不必作假故意输球,因此没有庄家设局玩假球的。可叹的是,今日世界,赌球及由此导致的假球已成为体育界的顽疾,虽人人喊打,仍屡禁不绝。
□据《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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