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翻到盛夏八月,广州信鸽协会主席罗斌又忙碌起来——这个登记会员700余人的民间组织,要从这个月开始,举办包含四个级别的全民健身信鸽系列赛。
还有飞镖协会、毽球协会、木球协会……在全国第五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广州市40余个单项运动协会推出各种体验、展示和赛事活动,积极推广运动项目。
“与往年‘全民健身日’的活动相比,今年的特点就是采取了政府搭台、体育社会组织运作的模式。”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张桦说。
广东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何帆称,2012年全省由各类体育社会组织举办的群体活动与竞赛超过了5600项次,参加人数逾3500万。“体育社会组织对体育人口的增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然而,与场地设施、体育教育等因素相比,体育社会组织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和地位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类组织长期在困境中艰难发展。
多数民间组织“三无”
根据中国社科院2012年民间组织蓝皮书,截至去年底,全国正式登记的体育类社会组织共21234个,每63577人拥有1个,每万人仅拥有约0.2个左右。
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体育大学全民健身研究中心主任裴立新长年跟踪研究我国的体育社会组织,他指出,我国约有5万个基层的社区体育俱乐部(有些没有登记注册),会员500余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0.3%。“丹麦的这个比例是42%,芬兰41%,德国是30%。”
像深登协、广州鸽协这样有一批愿意缴纳会费的忠实会员、有能力举办赛事的组织,已经算是同类中的佼佼者。“更多的民间组织,长期处于‘无场地、无经费、无人员’的三无状态。”何帆说。
政府购买服务花钱少
我国体育政策法规始终“鼓励社会力量办体育”,但对政府具体该做什么却鲜有提及,文件上的“鼓励”没有得到落实。
“首先是资助没有形成制度化。”裴立新说,发达国家用于推动全民健身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直接流向社会组织,“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的资助,要占到社会组织经费来源的四成左右,而在我国,平均只占2.5%。”
何帆告诉记者,广东省体育局会拿出一部分体育彩票公益金来资助社会组织,但他承认,给的金额确实不高,“我们会选择开展活动正常、内部结构完善的组织给点支持,有的给两三万,有的给四五万,都不是很高。”
深登协成立于2003年,在2010年实现了收支平衡。据马啸介绍,协会现在的收入有六成来自企业赞助,三成来自向社会出售服务,5%来自捐赠,5%来自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购买的服务主要是像‘全民健身日’活动这种比较传统的项目。”
广州鸽协的经费主要来自会员缴纳会费,以及组织训练、比赛时向参与者收取成本费用。“我们现在每两年承办一次广州市的锦标赛,体育局会有一点拨款,也算购买服务吧,但拨款还不够支付所有的办赛成本呢。”罗斌说。
一方面是缺少资助,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组织的税收减免政策迟迟得不到落实。裴立新说,有些社会组织的税收负担甚至多达十余项。“如果有人愿意给社会组织捐赠,那么捐钱的人也要交税,这就把接受捐款的路也堵上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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