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南方农村报记者 段凤桂
临近傍晚,西埔村变得热闹起来。大街小巷的商贩纷纷出动,有的摆开八仙桌、准备好餐具,有的打开大尺寸电视机,有的摆出各类新潮物品——不一会儿,招牌林立的小吃街和摆满地摊的夜市开始成型。伴随着叫卖声、音乐声,成千上万的工人从附近的工业园涌了过来——西埔村的夜生活开始了。
半个世纪前,地处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最南端的西埔村,很多区域还未开发,有些还是滩涂或白茫茫的大海,直到1960年代大批信宜、阳江等地的移民过来。如今,西埔村4100户籍人口中,信宜籍的占了近半数。他们大多已经在西埔安家、落户,慢慢融入当地社会,但也有一部分依然没有摆脱外乡人的身份。
转机即将到来。7月15日,珠海市实施《关于解决珠海市代耕农问题的指导意见》,就代耕农的入户、住房、社会保障、待遇等问题提供了一揽子完整的解决方案。珠海因此成了广东首个一次性全面解决代耕农户口、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的地级市。
陆续逃离山区讨生活
没有人知道最早到西埔村的信宜人是谁。但在村民眼中,69岁的西埔村原支书李明华无疑是“老资历”的信宜人——解放前,李明华就随父辈从信宜举家搬到了西埔。
“信宜穷啊。”谈到西埔的信宜人,李明华笑着说道,在他的记忆中,信宜人大规模迁到西埔分为三个节点:1968年、1980-1990年代以及2000年左右。“虽然来的时间不一样,但大家都是在亲戚朋友的指引下,拖家带口过来讨生活的。”
1968年的斗门地广人稀,以农业为主。当时,珠海经济特区还未成立,斗门并入特区也是42年后的事。不过,对于从信宜山区的人来说,当时的斗门吸引力很大。时年13岁的叶少梅(化名)跟随父母从信宜合水镇出发,历时近一星期,才到斗门。
“老家是山套着山、山绕着山。”59岁的叶少梅说,当初她父母从山区走出来也是被逼无奈,“家里人多,地少得可怜,生活很困难。现在,老家人种的毛竹还可以卖点钱,以前完全没人要,只能靠种田搞口粮。”
198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西埔人“洗脚上田”进厂打工,村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而此时,地处粤西山区的信宜人多地少的矛盾愈发突出,加上从斗门返乡祭祖的信宜人带来的大量利好信息的刺激,在家务农的青年们又开启了一次移民潮。合水镇上排村的沈李木便是此次移民潮中的一员。
“当时,在斗门发展的信宜人回老家很风光,我们看他们就像当时的内地人看香港人一样。”沈李木告诉记者,“那时候,我还年轻,也想去外面看看,反正在家都是有力没处使。”
1990年,刚成家不久的沈李木到了西埔村,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父母、弟弟和两个妹妹。让沈李木惊讶的是,在西埔,他经常碰到曾经的初中同学。“他们也是举家迁过来的,现在隔三差五还可以聚一聚。”
1996年以后,随着伟创力珠海工业园落户西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信宜人的迁徙速度明显加快了。
移民安家落户方式不一
叶少梅一家抵达西埔时,西埔村大概有800人。他们被安排在第九生产队,户口也落在了村里,但生活很清苦。“虽然吃饭有公社解决,但压根吃不饱,有时候三天都吃不到一顿饱饭。”叶少梅说,他们一家人挤住在临时搭建的茅草屋内,日常工作就是围海造田、种水稻和甘蔗。
李明华是填海造田的一个“领头人”。他说,填海造田主要是以“围”的形式进行,先用小船载着土石方在海上围起一大块区域,然后就往那个区域倒土石。随着土石的填充,水被挤压了出去,一块土地就造出来了。正是在第一代信宜人和当地村民的同心协力下,西埔村开发出了大片良田。
相对“前辈”来说,1980、90年代迁徙过来的信宜人的处境要好很多。他们过来不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是有了更高的追求——经济收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承包本村村民不愿耕种的土地种水稻或甘蔗,代缴公粮和税费,成了代耕农。“那时候,承包30亩地种甘蔗,一年有10000元收入,很高的。”沈李木说。
但在户口问题上,沈李木这代人还是费了一番功夫。
“按照珠海市1991年的政策,想落户的外地人必须在本地建有房子,凭买地票据上户口。”沈李木告诉记者,当时,西埔村划出了一大片土地作为宅基地卖给外地人,每块120平方米、售价4000元。“我们那时穷,东平西凑才买了一块宅基地,迁了三个人的户口。”
与沈李木一家类似,很多1980、90年代过来的信宜人都抓住了买地建房的机会。“1990年前来的,除了少数不把户口放在心上或者实在拿不出钱的,基本都入户了。2000年以后来的,比较难落户。”李明华说。
比沈李木早来两年的张文斌(化名)的户口问题至今还没解决。当初拿不出钱买宅基地,张文斌的户口问题就搁置了。多年来,他一直想买地建房,但地价远超以前的了。张文斌无奈地说,由于没有户口,村里的大小事务基本与他无关。“更要命的是,办有些事还要在斗门、信宜两地跑,很不方便。”
时过境迁,西埔村经历了明显的人口更替和产业变迁。全村现有工业厂房20750平方米、商铺1200家、出租户983户,村集体收入675万元,集体利益如何分配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李明华说,村里1992年定的政策是必须有本村户口,而且为村庄作出了贡献,比如参与土地开发、承包责任田等。“最终定的是1980年前过来的可以领全额分红和其他福利,1980年到1992年过来的拿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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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西埔村的集体利益分配仍沿用这套做法,只是略微作了调整。“1992年到2000年过来的外地人可以拿三成。”西埔村党委委员杨彬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
由于年龄已超过55岁,叶少梅现在可以领到村里每月发放的200元养老金以及每人每年近1000元的集体分红,45岁的沈李木每年领近600元分红。跟张文斌类似的没有户口的代耕农不能享受村庄任何福利,成了“边缘群体”。但珠海市此次出台的新政策给他们带来了一丝曙光,他们有望在2016年12月底前终结尴尬身份。
部分信宜人进入“权力层”
1968年,杨彬只有半岁,被父母从信宜带到了斗门。他清楚地记得,他上小学的时候,本地人对外来人还有排斥心理。“以前,我们挑水从本地小孩身边经过时,他们会把泥巴放到我们的桶里,还嘲笑我们是‘信宜佬’。”杨彬笑着说。
“其实,经过多年的相处、联姻,大家都融入这个村里了,思想也变了。”李明华告诉记者,西埔村开村历史很短,真正的本地人很少,大多都是从外面迁过来的,只是地域不同、时间早晚而已。尤其是最近10多年,有三四万外来工涌入,地域的偏见逐渐淡化了。杨彬说,现在西埔村户籍人口4100人,祖籍信宜的占了45%以上,阳春人占15%,还有省内其他地方迁过来的,剩下的才是本地人。
如今,在村里的大小事务中,有本地户籍的信宜人都可以参与,而且有一定的话事权。杨彬告诉记者,目前村委会有60多名工作南方农村报人员,跟他同期或者晚来的有10人左右。此外,现任村支书、副主任和三位委员分别来自江门、新会、东莞、信宜和斗门。
在1982年到1996年这段时间,西埔村支书都是由祖籍信宜的李明华担任。“无论是信宜人当还是本地人当,都要获得绝大多数村民的支持才行。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把村庄发展好。”李明华说。
回不去也不愿回的家乡
目前,沈李木在村庄的繁华地带经营着一家小型卫生所。由于诊所、药店较多,竞争激烈,卫生所病人多的时候一天有10来个,少的时候就三五个,收入一般。他妻子从1997年开始一直在附近的工厂打工,三个孩子一个刚大学毕业,另外两个还在上大学,学费不菲。
经营卫生所虽然是沈李木的主业,但并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据其透露,他们家除了一栋自住的3层楼房,还有一幢用于出租的7层楼房,每个月的租金收入在一两万左右。“在西埔,月租房收入有两万的很正常,有的家庭远不止这个数,真的像‘72家房客’一样。”
叶少梅经营一家老式理发店近20年,现在生意冷清。但子女大学毕业后事业有成,老两口的日子过得比较自在。两人白天看店,晚上回到离西埔几公里外的小区居住。
沈李木和叶少梅是在西埔生活的信宜人群体的缩影,他们通过多年辛勤打拼,早已脱离农业,依靠出租房屋、进厂打工、经商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然而,与他们在西埔村蒸蒸日上的生活相比,远在信宜的家乡则日渐凋敝。
“我们来的时候,我们那个自然村有300多人,现在只有10人。”沈李木说,他老家的大部分人都迁到了外地,土地大多抛荒,老房子基本塌完了,“要不是还有亲戚在家乡留守,我们回去祭祖都得去镇上住招待所。”“我不愿意回去,老家没有房子,交通也不方便。”叶少梅直截了当地说,“在斗门好过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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