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讯 (记者陈立新)11月10日,中央宣讲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在广州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作了宣讲报告。韩俊谈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吸收了清远农村综合改革“三个重心下移”中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经验,清远农村综合改革再次获得中央肯定。
继续探索下移到那里
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是将现行的“乡镇-村(行政村)-村民小组”调整为“乡镇-片区-村(原村民小组、自然村)”,并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村委会规模,“片区”是一个行政意味大于地域意味的概念。改革后,村委会的行政功能将被剥离,只留下自治功能,不再承担政府交给的行政职能,村委会成员也不再由政府发工资。片区是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由乡镇根据面积、人口等因素划分,片区建立社会综合服务站。片区社会综合服务站承办上级交办的工作、开展公共服务和为群众提供党政事项代办服务,村委会则集中精力做好村民自治工作。
早在2014年,南方农村报即对发自于农民自发探索的清远村民自治重心下移进行了深入报道,在读者中引发广泛讨论。2014年7月1日,本报发表《把村民自治落实到小组》,用一个整版报道了清远三个镇开展自治重心下移的试点情况,并采访了清远市委书记葛长伟。
“行政村的村民自治和村民小组的村民自治都是法律承认的。”韩俊说,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并不是一定要在行政村进行。“所以说,这项改革要鼓励”
鲁小鹏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行政村作为基层自治单元是存在问题的:自然村村民之间没有利益关联,是硬拽在一起的,自治缺乏心理认同和共同利益的基础；行政村作为自治单元,治权和产权相分离,难以统筹,容易造成村官腐败；很多行政村管辖范围过大,只靠村委会几个人管不过来。相反,村民自治重心下移之后,一方面村委会内部矛盾少了,选举中拉锯战几乎绝迹；另一方面,下移后虽然村委会数量大增,乡镇却轻松了,村委会内部没有了利益矛盾,农村社会更加稳定了,村民上访也少了。
10月23日,清远市委书记葛长伟在参加南方农村报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时,针对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开展情况,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重心下移,把自治位放到行政村以下,但到底是放在村小组还是自然村?这个问题,我们还在探索。”
书记调研覆盖全市乡镇
距离2015年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最后一台推土机才驶离英德西牛镇新城村。村口飘扬了两个多月的尘土渐渐落定,一块连片300多亩的空地显现在村民眼前。这座人口仅有570多人的村庄,在持续忙碌了五年时间后,迎来少有的冬闲时光。
2010年以前,这座村庄遍布人畜混居的砖瓦房,由于地形原因,村居之间高矮不平,耕作的田地也被零散分布在6个地段。居住、耕作条件差,加上改革开放引发的务工潮席卷而至,导致村民们逐渐背井离乡,丢荒的田地越来越多。
眼见农村凋敝的形势日益严峻,当地村干部们开始谋划重建新村,通过整合涉农财政资金等方法筹措资金,将全村砖瓦房推倒后重新规划建房,还对全村农地进行平整后进行置换调整,将各家原本分散在6-7处的农地,整合为“一户两块”。
发生变化的还有阳山、英德石牯塘镇叶屋村、清新三坑镇亨图村、连州保安镇熊屋村等地。依照不同的实际情况,它们在探索上各有侧重,如阳山沉潜于土地确权、英德叶屋村侧重解决土地零碎经营的障碍,清新与佛冈都在试验农村金融服务等。
清远农村综合改革正在从一个个“单兵突进”中汲取经验,变成相互联系、互相策应、强化农综改模式的整体效应。
清远的农村综合改革始于2012年,与一场覆盖全市所有乡镇的深入调研分不开。
2011年底,清远市委书记葛长伟与包括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局、市扶贫办、市民政局等在内的部门负责人,最初以“如何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主题,结合农村公共服务、扶贫工作等内容进行调研。
在大半年的时间内,调研队伍走过全市所有85个乡镇,足迹遍布200多座村庄。许多更为深层及严峻的问题,尤其是农村组织化程度低、村民自治权利“悬空”、土地碎片化严重等,在这过程中被发掘和重视。
2012年底开始,清远农村综合改革正式拉开大幕,主要内容是包括村党组织建设重心下移、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农村公共服务重心下移在内的“三个重心下移”和包括整合土地资源、整合涉农资金、整合涉农服务平台在内的“三个整合”。
经过两年多的改革,2014年4月,清远成为中央农办农村综合改革联系点；2014年11月,清远被农业部等13部委列为全国第二批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2015年8月底,财政部初步选定清远为全国涉农资金的整合试点市,清远将成为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试点地级市。从“江湖之远”走向了“庙堂之高”,清远农村综合改革经历了从山村农民的自发探索,到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再上升为国家政策的连续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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