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蓝皮书显示,城乡接合部重点村整治引发“堰塞湖”效应:流动人口向周边地区转移居住,导致周边村人口激增,公共服务压力大,违法建设掀起高潮,社会治理风险显现,生成一批新的“重点村”(7月27日财新网)。
　　按下葫芦浮起瓢——虽然严格意义上这种比喻并不十分贴切,但对于深受城乡结合部问题“病灶”转移困扰的不少城市来说,这句直白而形象的俗语便足以拥有戳中要害的力度和精度。想方设法减少外来人口的单纯“整治”,或许能够为城乡结合部村庄带来可以维持一时的秩序和宁静,却在城乡统筹的同一条藤蔓上结出了另外两枚异形果实:一是如上述报告所揭示的,距离城市中心更远的村庄成为了新的城乡结合部,二是在社会治理“楚河汉界”的左右两侧,除了公共服务水平悬殊的城市与乡村,还有地域身份泾渭分明的本地人与外地人。
　　从城市格局而言,北京是典型的同心圆结构。由二环到六环,也便是一幅由繁华都市向田园村庄的色阶递变图景。虽然全国其他城市很少有着如此规整的空间形态,但是消除城乡结合部普遍存在的脏、乱、差现象,却是一道分量同样沉重的共答题。比如,在广州,这道题的题干便会变成:“城中村”顽疾如何解决?
　　面对难题,很多城市治理者会将加快城镇化步伐作为最佳选项。似乎,只有伴随鳞次栉比的电梯楼代替了杂乱无章的农民房,笔直宽阔的马路代替了狭窄逼仄的小巷,“又城又农”“非城非农”的发展畸态才能真正得以终结。且不说城镇化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村庄改造需要付出越来越高昂的经济和治理成本,即便是这种对于城镇化手段的高度依赖和简单理解,也可以反映出某些官员仍然是唯GDP论的忠实拥趸。
　　无论是“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还是“让居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需要我们牢记。这也说明,城镇化浪潮再猛,也不可能吞没所有村庄。如同将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一样,城乡结合部也将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摆在地方政府的治理棋盘中。要想走出迷宫,正确方向不是通过拆除违章建筑、驱赶外地人口的方式从物理形态上消灭城乡结合部形态,而是用加大公共服务供给、加速外地人口融入的办法改善城乡结合部治理。
　　如同新型城镇化不只是拆拆建建,城乡结合部“善治”也不只是将乱象向外围处挤压,将难题向后来者传递,而需要地方政府不是将其作为一块“难啃的骨头”,而是一块“发展的宝地”。一方面,要打破管理体制界限,舍得真金白银投入,在规划编制、市政建设、治安防控、环保整治、文教医疗等领域率先实现统一投入、统筹管理,而不再将城市与农村分得一清二楚；另一方面,还要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微改造”、培育创新创意新业态等方式,优化提升城乡结合部的功能形态,让其从杂乱无章的居住区变身井然有序、充满活力的产业孵化器。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常住外来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机制,如邀请其中的代表人士参加村民会议对村中重大事项充分发表意见、增强外来人口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经常组织本外地居民开展文体联谊等,以增强外来人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实现从城乡结合到城乡融合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