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低收购价卖出,心有不甘,也不划算,还得自找销路。”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种植大户徐玉江最担心自己种优质稻,不像国家最低价收购那样,没有“靠谱”的市场主体来收购,“一直不敢种(优质稻)”。在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大户对种优质粮心有顾虑,既怕没有市场收购主体,也担心收购时体现不出“优粮优价”。基层粮食部门工作人员指出,这极大制约了大户种植优质粮的积极性。
市场销路在哪里
　　“有无大米加工企业收?市场销售如何?”流转了约5000亩土地的江苏盐城阜宁县种植大户王刚在考虑是否种植优质稻时的最大顾虑。优质稻的销售无保障,让他不敢轻易试水。王刚所在的阜宁县,规模较大的县粮油商贸公司就不愿收购优质稻,其总经理周铁介绍,优质稻在本地市场卖不到量,少有大米加工企业来收。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优质稻谷和大米需求量巨大,进口量不断增加。2017年9月,我国进口稻谷和大米30万吨,同比增加37.9%;2017年1月到9月期间累计为298万吨,同比增加16.3%。但周铁指出,盐城当地工薪阶层购买优质稻的不多,“市场品牌还待培育”。为鼓励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加大优质粮食供给,2017年10月,国家粮食局正式启动“优质粮食工程”,目标是力争到2020年把全国产粮大县的粮食优质品率提高30%左右。部分地区大米加工企业愿意多收优质稻,但当地对优质稻市场消化量小,限制了优质粮的收购量。安徽滁州市来安金弘安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顺成观察市场发现,大户本身愿意种优质粮,但往往由于销路不畅而“弃优种常”,销路不畅的主因是缺乏销售主体,“即便大户的稻谷很优良,但如果面对的是不主打品牌的普通米厂,也会面临拒收的结果”。
优质没有优价
　　“主要是经济效益差。”徐玉江说,每亩地种植总成本在1400元左右。正常年景,水稻亩产在1300斤左右,每亩净收益300元左右;而种优质稻,亩产少了300斤左右,每斤仅高出6分钱,管理更严格,“经济效益比普通稻没有提升,甚至在下降”。居高不下的成本压力之下,部分大户最顾虑优质稻的价格,市场供求对优粮优价的决定性作用并未充分体现。对部分大户和大米加工企业而言,优质稻价格还未达到合理水平,与普通稻的价差并没有拉开,种普通稻求稳成了部分大户的普遍心态。“优质稻的价格应更高些。”江苏盐城禾丰粮油储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倪学猛认为,优质稻若和普通稻拉不开价势必影响大户种植积极性。大户们表示,目前稻谷最低收购价中的一些收储指标与水稻的品质是不挂钩的,“种好种孬一个价。””但陈顺成看来,优质稻亩产在800斤左右,普通稻是1200斤,二者差400斤,按2017年安徽省水稻最低收购价来计算,一亩地相差500元左右;相当于每斤优质稻接近2元,比普通稻高6毛钱左右。“一般不做品牌的大米加工厂觉得不划算,只能按每斤高出三到五分钱来收购。”陈顺成说,这就导致了在部分大户眼中,“优粮不优价”,从而不愿意种植优质稻。
价格改革形成机制是关键
　　要“优粮优价”,当务之急是改革最低收购价政策,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程国强认为,“把保障农民增收的功能从中剥离出来,让优质粮的价格由市场供需来决定”,否则最低收购价变成最高价,普通稻成本太高,客观上造成优质粮食价格的空间也有限,形成价格天花板。
　　部分专家、大户、大米加工企业和基层粮食部门工作人员认为,大户种植优质粮的关键在于和相关大米加工厂合作,因地制宜发展订单农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发展订单农业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拥有了稳定的消费群体和被认可的品牌,可拉开优质稻和普通稻的价差,有效解决大米加工企业“稻强米弱”现象。
　　“提前定好种什么品种、给什么价格。”种植户夏正文觉得订单模式“保险”,减少了市场风险对大户造成的冲击。他希望能与企业签订单,对优质稻需满足的条件,他也有信心,“如果有企业签订单,我就种,并能种好。”订单农业是大户种植优质粮的必备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李国祥认为,要实行专种、专收、专储、专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每个环节都不能缺。另外,要因地制宜打造优质粮食品牌。地方政府引导大户“种良种”、“种得好”;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把利润留给优质粮种植大户,让其获得可观利润。
□据《瞭望》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