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早晨5点,天边刚露鱼肚白。家住贵州省关岭县花江镇太坪村的郭明忠和妻子就已经开着载货三轮车,前往约40公里外的关岭县城,准备摆摊卖自家种植的火龙果,这一趟要开两个小时。
　　郭明忠和妻子分别在不同的摆摊点,直到晚上11点才回到家。匆匆吃过晚饭后,夫妻俩又戴上头灯,背起背篓,上荒坡采摘成熟的火龙果。等按大小、品质分好装车之后,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
　　每年这个时候,正值当地第一批火龙果成熟上市,采摘期持续一周左右。郭明忠夫妇已经这样连着忙活了4天。
　　在县城,8两以上的火龙果(当地也称为大果)普遍能卖到5元/斤,5两-8两的中果能卖到3元/斤,5两以下的小果只能卖到1.5元/斤到2元/斤不等。这一天,郭明忠拉了700斤左右的火龙果,总共只卖出300多斤,不到一半。
　　也有批发商到地里收购。但大果只能卖3元/斤-3.5元/斤,中果2元/斤-2.8元/斤,小果只能卖到1.2元/斤。
火龙果卖难从每斤15元到两三元
　　火龙果不易保存、不耐运输。成熟的火龙果如果没有及时采摘,“不到两天就开裂”,很容易招来钻进裂缝的昆虫产卵。关岭的火龙果种植户没有冷藏库,从采摘到销售出去,必须在三四天内完成。
　　关岭县花江镇峡谷村种植户余光品回忆:“2009年,火龙果价格好,15块钱一斤都不愁卖,想买火龙果得找熟人提前预定,还不一定能定得到。”余光品从2010年开始种植火龙果,并在前些年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到40余亩。
　　然而,2010年火龙果价格首次降为13元/斤,2011年降为10元/斤,2015年降为8元/斤。到2017年,火龙果的地头收购价格已降为1.2元/斤至3.5元/斤不等。当地火龙果一年能采摘5批,从6月开始到10月结束,每隔一个月一批。“6月第一批的价格一年中最高,往后的很难超过这个价格。”花江镇种植户任万祥说。
　　“降到两块钱左右,就没得钱了。”火龙果从种下到挂果需要两三年的纯投入。关岭县农业局负责推广火龙果产业项目的金超介绍,前期平均每亩地需要投入5000元,主要是水泥桩。如果是包含有蓄水池、小型提灌站等设施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前期每亩的成本高达7000元-9000元。
　　种植火龙果时,除草、人工授粉、追肥、采摘、修枝等,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峡谷村第一书记李能介绍,峡谷村有2766人,其中劳动力1200人左右,而留在村子里的也就300来人,还包括了有劳动力的老年人。目前,从事火龙果种植的大多是需要在家照顾孩子的中年劳动力或者老人。
　　在关岭,雇佣一个成年劳动力一天的成本是100元。但是,火龙果只在夜间开花,人工授粉只能在晚上9点至凌晨3点间进行,这时候请工的价格是20元/小时。种植户韩先成种植了27亩火龙果,每年请工人除草约5次花费3800元；授粉5次花费2800元；追肥2次人工加肥料花费60000多元；一年摘果5次人工费约20000多元；一年需要修枝一次花费3200元。一年下来,韩先成需要花费约9万元。去年,韩先成总共产火龙果22吨,按照同一批次中,大果20%、中果70%、小果10%,以今年的地头收购价格计算,韩先成的火龙果一年产值约为9.77万元,纯收入不足8000元。
　　在关岭县白泥村,一些种植户开始倾倒卖不完的火龙果。“去年大概倒掉了五六百斤。”种植户聂小燕家也倒了些,“这一批两三天卖不完就只能倒掉了。”聂小燕家在2013年种了7亩火龙果,2015年又补种了10亩,如今这10亩火龙果也开始上市。
大规模推广从2分地到1.5万亩
　　“基本上能种的地方都已经种上了。”在办公室,金超打开电脑上的地图软件,介绍关岭火龙果种植情况。从卫星地图上看,在北盘江关岭段和打邦河两岸,像鱼鳞一样,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包”,“这些种的都是火龙果,现在全县种植面积约1.5万亩,年产量约为7000吨。”
　　金超回忆,2005年关岭开始引进火龙果时,在原板贵乡峡谷村试种的规模只有2分地,2014年,这一数据变为5287.59亩,到了2017年,种植总面积达到1.5万亩。
　　2008年,关岭将火龙果产业作为促进农民脱贫增收和推进石漠化治理的途径之一,整合了农业、扶贫、财政、发改、林业、水利等部门项目资金,对种植火龙果的农户补贴由原来的500元/亩提升至3000元/亩。
　　截至2016年,关岭火龙果种植区域覆盖了关岭县北盘江流域和打邦河流域沿岸16个村,覆盖贫困农户1886户7546人,占种植区域贫困户总数的70%。另外,根据《关岭自治县“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2016-2020年)》,“十三五”期间,关岭县准备新建火龙果种植基地2万亩。
　　在关岭推广火龙果种植的这几年,与关岭只有一水之隔的镇宁县和贞丰县也在大规模发展火龙果。截至2017年,镇宁火龙果种植面积已从2012年的1450亩扩大到17000亩,投产面积达到8500亩,产量达1.02万吨。2017年,镇宁提出火龙果产业发展三年计划,计划到2019年把火龙果种植面积发展到6万亩,而贞丰县已实现1万余亩的种植规模。
　　贵州的火龙果种植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罗甸开始起步,并在全省近30个县推广。“2015年就超过海南、广西和广东,成为全国最大的火龙果种植基地。”贵州省农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贵州现有种植面积9万余亩。
　　其实,2016年开始,关岭农业局已意识到大规模推广种植可能带来价格下挫,并将用于补贴农户种植火龙果的总金额从2015年的800万元降为100万元。但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一方面,政策调控存在滞后性,前几年大规模推广、农民跟风种植的火龙果,正逐步进入盛产期。另一方面,在关岭,火龙果种植项目以村为单位进行申报,火龙果价格下挫影响的不仅是分散的农户,而是整个村庄。
卖难如何解决从换产业到发补贴
　　火龙果价格下挫,峡谷村索性换了个扶贫产业。如今峡谷村大力推广花椒种植产业。在他们看来,现在花椒行情好,如果卖不出去还可以晒干储存。
　　从火龙果转到花椒,一些种植户并不“买账”。他们认为,火龙果能收5批,每一批都有收入,而花椒一年只有一季。另一方面,关岭县也通过引进、补贴电商,举办火龙果节等方式扩大火龙果销售。根据《关岭自治县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奖励实施细则》,对于从事火龙果电商的企业及个人,每发一件重量超2.5公斤的快递,给予4元的补贴。2017年,关岭县总共发放了补贴44万元。关岭县电商办负责人介绍,去年关岭通过电商销售了约300吨火龙果。
　　金超告诉记者,去年关岭产的7000吨火龙果中有5000吨左右由中间商按批发价销往贵阳、昆明等周边城市。
　　然而,花江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申鹏发现,引进电商企业或中间商扩大销售,除了价格偏低之外,存在供货量难以保证的问题。在政府与企业签订订货合同,并与农户签好认购合同之后,“认购合同经常成了一纸空文,老百姓一看到市场上比我们的价格高就偷偷运到市场上卖了”,这样一来,政府就满足不了与企业签订的合同规定的产量。
　　余光品向记者抱怨,自己曾被中间商“坑”过。原来,这家收购企业事先与政府签订了合同,以固定的价格收购农户的火龙果,这样可以享受相应的补贴。然而,在实地收购时,这家企业并没有按照合同里的固定价格,“比说好的价格低了一些”。
　　在贵阳一家农业科技技术物流供应链负责人看来,这背后更大的问题是当地火龙果销售缺乏通畅的市场销售渠道,“没有很好的销售渠道,自然就别人说什么价你就什么价了。”关岭既没有辐射全国的火龙果交易市场,也没有完善的保鲜工序和足够的冷储设施,这导致了“你在当地卖不出去,也没法长途运输到别的地方去卖”。
精准扶贫攻坚从成果收获到风险释放
　　据公开报道,2016年,云南某地精准扶贫产业烤烟遭遇了滞销；2017年,河南一些地方的西瓜一毛钱一斤都无人购买,而西瓜正是此前河南多地大力发展的扶贫产业；2018年6月,广西多地的扶贫荔枝也遭遇了销售难,一些种植户甚至把荔枝当垃圾处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有6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精准扶贫进入攻坚阶段。这个时期既是扶贫工作的成果收获期,也是风险容易释放的时期,许多潜在的问题可能集中暴露出来。2017年底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将风险防范作为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提出重点防范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道德风险。
　　“对贫困户来说,经济风险主要来自于产业扶贫的失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晓毅说,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很大,特别是实施大规模精准扶贫以后,一些农业产业项目趋同、选择的品种单一,随着过去几年种植的水果和特色农产品逐渐进入丰产期,集中上市以后可能会带来价格的波动,加剧市场风险。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产业扶贫所种植的经济作物相对于传统大宗农产品而言,具有高产出、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贫困地区原来的农副产品产量相对较少,没有经历过大的市场波动,相对于其他地方,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更弱一些。
　　“价格低和产品卖不出去其实都是区域产品过剩导致的生产者议价能力低。”王晓毅说,背后原因是大量同质化农产品的集中上市与贫困地区仓储、物流、市场网络的不完善造成的结构性矛盾,“在很多贫困地区,缺乏能够辐射全国的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
　　王晓毅建议,在产销对接和风险防范上发挥政府有形的手,“地方发展扶贫产业,应该在扩展市场渠道上投入更多力量。另外,政府应该科学分析信息,对可能产生的风险做出预警,通过引入农业保险机制、延长产业链等方式,减少市场价格波动可能给脱贫攻坚带来的掣肘。”
□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