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记者 卢晓科
见习记者 杨俊鹏
通讯员 李伟 段国唯
策划 胡念飞 黄婵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12月底，广东省政协增设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以下简称“农业农村委”)，围绕推进广东“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贡献政协的智慧和力量。
　　近一年来，广东省政协组织委员深入20个地市、60多个县(市、区)、180多个自然村，走访群众近1000人次，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主席会议成员牵头9个监督调研组，聚焦脱贫攻坚5项硬任务、人居环境整治“硬骨头”，与委员一起带着“尺子”走村入户，深入查找问题，实事求是向当地党委政府反馈情况、提出建议。
　　广东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战略举措。日前，南方农村报记者专访广东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陈祖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省政协如何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推动广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民主监督微创新
打造乡村振兴联系点
　　南方农村报：农业农村委成立一年多来，围绕中央、省委、省政协的决策部署，重点完成了哪些工作？
　　陈祖煌：连续两年，省政协系统重点围绕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农业农村委聚焦乡村振兴进行民主监督。2018年，关注各地组织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和规划制定，以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2019年聚焦脱贫攻坚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两大领域，具体内容为“1+5+7”，即围绕1份文件《关于对标三年取得重大进展硬任务扎实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对标5项脱贫攻坚硬任务、7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硬任务。
　　民主监督工作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省、市、县三级政协联动，点面、长短、明查暗访相结合，通过镇村干部座谈、农户入户访谈、委员蹲点调研、资料核查、现场查看、监督员反馈、第三方机构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专题调研和民主监督工作，一边发现问题，一边推动协商解决问题。
　　南方农村报：在新的历史时期，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委将如何继续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
　　陈祖煌：在新的历史时期，参政议政、调查研究、民主监督要有新的探索和创新，从形式、方法上进行“微创新”，探索出一条适合委员参政议政、凝聚共识、民主监督、调查研究的方式，凝集社会力量，为解决三农问题、强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政协应有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将打造“乡村振兴联系点”，拟选择一些县镇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联系点，发挥各级政协委员在具体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对连线连片美丽乡村规划设计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乡村治理、乡风文明等工作提出意见。我们也鼓励将省、市、县各级政协委员的工作室建到村里，建到田间地头，与广大农村有更多、更直接的接触。这些是未来政协参与乡村振兴、服务乡村振兴的新探索。
高质量发展短板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滞后
　　南方农村报：省政协在各地调研中，发现广东乡村振兴工作存在哪些短板？
　　陈祖煌：“十三五”时期是广东三农历史上取得最大成效的阶段，农业增长最快、最有效，农民增收最快、得实惠最多，农村面貌变化最大。不仅是农民本身，城市市民到乡村也是能够切身感受到这些变化的。这些成绩为广东解决三农问题奠定了信心。
　　但广东三农问题历史欠账多、底子薄、基础弱，仍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在全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城乡二元结构是两个比较大的问题。
　　现在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将农业企业、农业基地、产业园作为衡量现代农业化程度的主要指标，这些必须要有，但这些不能完全代表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二是将农民合作社的数量作为衡量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指标，但合作社的数量不能代表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如荷兰、新西兰的花卉和牛羊产业，仅几个合作社，但农民规模化组织化的程度很高。
　　我认为广东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还没有打牢。一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主要指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到位是要做到“统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分”做到位了，但“统”还没有探索出一条合适的道路。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一户的承包地多达十几块，直接导致劳动生产成本高、竞争力弱，农户收益不高，土地抛荒严重。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严重滞后，也是广东农业现代化程度低的原因之一。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少有国家和地区像我们一样靠大规模的工商资本来发展现代农业。美国、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只有产业链上游的种业和下游的加工业有大企业，中间的农业生产环节基本全是家庭农场。但我们的农业生产环节成了工商资本与家庭经营争利的领域，直接影响农民增收。我们应该鼓励工商资本与地方基层、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发展面向家庭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走出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也是广东“十四五”时期亟待破解的一大难题。城乡二元结构最有条件、最有基础、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珠三角地区。这个问题，长三角地区是远远走在广东的前面。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一些地方领导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是认识不到位。
　　珠三角地区现在有大量的“村改居”，转变成社区后的村庄，实质上已经不能称为村委会了，但实际上仍然保持农村的社会经济形态、农村的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形式。在“村改居”的过程中，农民已经不种地了，但还保留着集体经济建设用地和宅基地，这两块地是否可以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如果这个不转的话，村民如何成为“市民”？
提升现代化水平
集体经济组织过渡到现代企业
　　南方农村报：广东省应该从哪些方面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陈祖煌：我认为，广东各地首先要补课，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整治整合。清远阳山的土地整治整合经验值得各地学习借鉴，就是以村经济社为基本单元，组织发动农民自愿互换并地，开展土地置换，政府以奖代补，配套机耕路、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将原来农户分散的土地合并成一户一田或一户一地，继而把全村经济合作社的插花地整合成一个经济社一块地，为下一步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奠定基础。
　　土地整合成片后，外出务工村民的土地可以流转给有能力、愿意种植的种养大户发展家庭经营。广东的地理环境、基本农情，与日本、韩国比较类似，人多地少、因地形原因导致土地资源较为分散，这与我国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是不一样的。广东应该坚持适度规模家庭经营这个方向，而且现在也具备这个现实条件。现在土地确权完成了，外出务工或进城定居的农民的土地可以流转出来，进行土地整合，这为返乡农民工、大中专学生创办家庭农场、适度扩大经营奠定了基础。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适度规模家庭经营的制度保障。台湾、日本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生产-供销-信用各职能全部纳入。浙江是供销社牵头，省、市、县全部建立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整合生产-供销-信用，甚至包括农机推广。山东也是。如果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建立，农业现代化将无从谈起。
　　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让“村改区”社区的“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推动集体经济组织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需要做一个整体规划，可围绕乡村振兴的主体功能区，区分哪些是要走城镇化，哪些永久是农村。用3-5年时间，让农民过渡到市民，集体建设用地过渡到国有用地，集体经济组织过渡到现代企业，这个称为“就地城镇化”，这方面国内的上海、杭州做得比较好。
展望“十四五”规划
打造永不撤离的“扶贫工作队”
　　南方农村报：在乡村振兴方面，广东的“十四五”规划应聚焦哪些领域？
　　陈祖煌：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启之年，广东首先要通过土地资源整合，解决土地的碎片化问题，然后推进土地的流转化、股份化，建立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建立农民经济合作社——集生产-供销-信用-农机推广的合作社才是真正为家庭农场服务的。
　　建立集生产-供销-信用-农机推广一体化的合作社就是打造永不撤离的“扶贫工作队”。现在驻村工作队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但假如工作队撤离，很多项目将难以持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村地区修建了道路、公园、排污等大量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如何维护、由谁去维护？在“十四五”时期，需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农民应该成为这些设施维护使用的参与者、管理者和使用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
　　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还要重点关注和解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问题。土地流转、土地整合都涉及农民利益，“三变改革”就是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有利于农民增收和保障农民权益。贵州已经完成“三变改革”工作，广东只是部分地区做了试点工作，有典型，但未实现全覆盖。目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体系尚未完善，“十四五”时期必须加快建立健全。
　　2020年脱贫攻坚工作全面完成，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之后，“十四五”时期如何帮扶低收入群体，在规划上要有一个布局。比如以地级市为单位，设立一个低收入标准，按户籍人口设定一个比例为低收入群体，探索建立一个完善的、可持续的、更专业的帮扶制度。
　　珠三角地区如何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城乡融合，是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问题。图为广州市从化区莲麻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