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我二十三岁，正写着那篇题为“试述卢卡西维兹伪补格四值逻辑”的硕士论文——不知怎的，我的朋友们都觉得这个标题异常搞笑。我在国会区租了间微型公寓，尽管时不时就把晚饭给省了，单靠奖学金还是很难撑到月末，所以系里问我要不要当助教的时候我就爽快答应了，反正教的也是逻辑学。这笔额外的收入够我买一张莫扎特音乐学院的年卡，添置些书刊，还能每月去看两次电影。我上的是夜校的课，学生或者和我差不多年纪，或者——这事时常发生——就比我大上许多。
　　教课使我兴奋。不仅如此，它还赐予我一种隐秘的、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我原本——现在也一样——有些内向，可我发觉，当我登上讲台，拿起粉笔，就瞬间成了另一个人。我变得始料未及地雄辩，最晦涩艰深的公式也敌不过我轻松愉悦的热诚，这激情甚至感染着我的学生。我讶异地、带着些许骄傲地发现，我可以用康托悖论和罗素悖论令他们瞠目结舌，也能在论证中途、假设与理论间的不确定的瞬间，叫他们心如火灼，有几次我甚至把他们全逗乐了，用只有搞数学的才能听懂的圈内笑话；我有生以来第一回觉得自己竟有些迷人。
　　而在我所有的学生中，有一个姑娘一直拒绝被我俘获。这女生有个极难发音的姓氏，从不缺课，万年不变地坐在最后一排的其中一个角落。她长得很漂亮，给人的印象却像是千方百计不容允自己的美貌展露人前：她极少化妆，穿着总是蓄意地简单，就好像是挖空心思回避着别人的关注。
　　她笔记做得出奇认真，但很快我就怀疑她其实并没怎么听懂，尤其明显的是，我在课上讲的，她一个字都不感兴趣。她只是把我在黑板上写的原原本本抄下来，每次我说到题外话，我猛一下想起的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总能感觉到郁积在那个角落的屈从的、轻慢的缄默，有几次我当场就没了心气。我讲的笑话她从来不笑，还不时低头看表，就好像待在教室里是一项艰苦卓绝又无论如何都逃避不了的义务。
　　尽管如此，我丝毫没有动怒，反倒有些被她打动。在那无声的抗拒中有一种忧伤的、异乎寻常的东西，每次我给出一个新的定义或是反复解释着什么而其他学生纷纷点头的时候，我只觉得我们在弃她而去，她在这里，越来越孤单。
　　放学回家时我跟她坐的是同一班车。我们从不交谈，小心保持着距离；先下车的是我，在罗德里格斯佩尼亚和里瓦达维亚站，我还记得，我自始至终就不知如何去解答这个显然算是相当简单的问题：下车时要不要跟她打招呼。
　　到了第一次阶段测验我才发觉她有着极强的自尊。测验有点难，其他学生都在不住地唤我过去，试图从我这儿套出些信息，或是能帮助他们解决某道大题的点滴线索。她不。焦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她消耗殆尽，可整整四个小时里，她紧盯着试卷，没抬过一次眼。最终交卷时，我发现她连第一题也只写了个开头。
　　时光飞逝，于我而言。论文进度比计划的快；我浸没在乱纸堆里、草稿垛中，沁入心脾的是数学工作者专属的孤僻而无法言说的愉悦：我笔下的一字一句，几乎不可理解，同时又绝对正确。就是在那四个月里，我省却了两个月的电影，购置了一组竹制书架，在里面紧密共住着葛兰西和皮斯库诺夫、雷·帕斯托尔和贡布罗维奇、数学原理和科连特斯街上满覆着灰尘的打折期刊。我不记得还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我只是幸福：幸福并不需要太多理由。
　　课程按部就班地继续着。当我讲到不完备性定理时我看见迷惑显露在了每一张脸上，接着是惊慌、惶恐，以至于顶礼膜拜。我瞄了一眼我那女学生：就连这个，连哥德尔，都没能将她从沉默中拉扯出来。她仍来上课，我有些讶异；现在我已确信，这两个小时她一定觉得很难捱。
　　第二次测验。虽然比上次简单，可她没有交卷。讲台后的我看见她在试卷上胡乱涂写着，紧张地咬着铅笔，做着无谓的挣扎，却从未想到求援。收卷时间到，班里基本空了，她一样样把东西放进包里，起身离开。我收齐最后几份试卷，晚她一会儿走出教室。在公交车站，我再次遇见了她。
　　天很冷，又是晚上，等候37路电车的人只有我们俩，我不得不跟她说点什么。可这已经不是在课堂上了，我复又变得羞怯拙笨。她哆嗦着，美丽而忧郁的女孩。
　　“你没交卷。”我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用食指指着她。
　　她浅浅笑了一下，没说话，把大衣领子往上拉了拉。此刻，37路出现了，几乎是辆空车。她先上的车，而当我在买票时，只见她在两排座位间游移不定。最终她选择了双人座。
　　我过去坐到了她旁边。空气中有一种未决的静默，威胁着要无限延伸下去。
　　“这次考试，”我说，“并不是很难吧。”
　　“嗯，”她答道，语中带着苦涩，“别人都这么说。”
　　“那你呢，”我低声问她，“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只是看着书包上那个小小的图案。
　　“我不喜欢。”她的声音很轻。
　　“你不喜欢……什么？逻辑学？你的专业？还是这个系？”
　　我微笑着鼓励她。她缓缓抬起头，脸上的表情沉重。
　　“我什么都不喜欢。”她说。
　　语气无条件地决绝。我一时愕然，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什么都不喜欢……不能够啊，总得有些什么吧，”我脱口而出，“你就没想过，比如说，换专业吗？人文学科可能好一点？文学啊，心理学之类的。”
　　“不，我什么都不喜欢。”相同的语调，相同的句子。
　　我用力想着，可真奇怪：确实没有太多可以推荐给她的。
　　“那艺术类呢？”我仍没有放弃，“绘画，或者戏剧。”
　　她机械地摇了摇头，像是在说，同样的清单她已经列过无数回了。
　　“要不行的话，体育呢？你不喜欢体育运动？”
　　“不，我什么都不喜欢。”第三次。
　　“好吧，”不可避免地我还是说出了那句话，“看来你只剩下结婚了。”
　　我见她眼中闪过一掠痛苦的暗影，像是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受到了狠狠的一击。她转头望向窗外。
　　刹那间我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公车正绕湖而行，到意大利广场尚有一段距离，可我已将可能支撑起这个女孩生活的为数不多的几根竹棍构筑在她眼前，而她已用那四个字，用她一再重复着的那个短句，将它们一一拆除。世间一切的隐秘的脆弱遽然间被揭示，就好像那是一块巨大的布景，我总是远远地望着它，而今有谁将它挪到了近处，于是我发现那只是一块上了色的纸板，拙劣的截面没有一点厚度。
　　见公车拐上大街，我直起身来。我只知道我想下车。我喜欢书籍和音乐；我喜欢电影，还有数学。
　　“我得下车了。”我说
　　她略带惊讶地望着我，我似乎又一次见到了那抹悲苦的晦影：大概她也知道这不是我那站。但我已经站了起来。
　　“补考不难，”我告诉她，“把莱斯定理好好背一背，到时你坐第一排，行不行？”她点了点头。下车之前，我看到她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窗外，无所用心的样子。
　　就在那几天，有人问我要不要去拉普拉塔教书，工资差不多翻倍。我当即答应了，毫无疑问。我再没听说过那个女生。
□[阿根廷]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著
施杰 译
　　世间一切的隐秘的脆弱遽然间被揭示，就好像那是一块巨大的布景，我总是远远地望着它，而今有谁将它挪到了近处，于是我发现那只是一块上了色的纸板，拙劣的截面没有一点厚度。
　　空气中有一种未决的静默，威胁着要无限延伸下去。　　 插图 韦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