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充沛的阳光和雨水，让云浮市新兴县天堂镇区村的紫米长势正盛。该村生产的紫米因品质好，备受好评。为了盘活土地，壮大集体经济，最近该村乡贤理事会理事长温子孟正四处奔走，“我们今年准备再流转三百亩土地，打造田园观光产业。”
　　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承载着丰收致富的美好愿景。从土地革命时期让“耕者有其田”，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建国土改时期让“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到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土地政策成为党连接广大农民的命脉。
　　百年初心不改，砥砺奋进前行。在制定和执行农村土地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党始终坚持以解决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为核心内容，紧紧抓住所有权与经营权问题，适应广大农民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迫切要求。在广东农村土地上开展的实践探索，也打上了鲜明的“南粤印记”。
□南方农村报记者袁瀚 欧思绮
耕地农有　军民携手为革命争取物质保障
　　“海丰有个地主家的少爷，叫彭湃。他把家里的田契烧了，分田给佃户。他还成立农会，不准地主欺压穷人，真是大善人！”1922年11月，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烧毁自家田契，发动海陆丰农民支持革命的事迹，在南粤大地薪火相传。
　　事迹传到梅州市丰顺县，为当地如火如荼开展农民运动埋下伏笔。丰顺山多地少，彼时人均不到半亩田，佃农日子一贫如洗。
　　著名女红军、革命家李坚真出生于丰顺县黄金镇蕉头窝村，在彭湃的带动下参加了丰顺农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委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她曾回忆，在丰顺，占农村人口70%的佃农，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交租后所剩无几，还要出卖劳力挑担，勉强维持生计；另有12%的雇农，连地主的土地也承租不到，只得靠打工度日。“实现‘耕者有其田’是贫苦农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理想”。
　　土地被剥削阶级占有是农民遭受压迫的根源。在土地革命中，广东党组织率先颁布了土地法规，开展土地革命，烧毁田契、账簿、契约，使贫苦农民翻了身，无田地或少田地的农民都分得了田地。研究表明，1927年11月，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制定了《没收土地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规，揭开了中国土地革命的伟大序幕。
　　广东党组织不但开展土地革命，而且制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原则和方法。《没收土地案》在土地分配原则上，实行“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抽肥补瘦”，即以原耕土地为基础，“余数抽出，不足者补之”等分配方法；针对地主阶级的土地，则没收其公地及公田，又给予其家庭分配土地，给予生活出路。这在当时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夺取革命的胜利果实聚集了可靠的力量。
　　“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实现“耕者有其田”，为党组织革命根据地的物质供给创造了条件。抗战时期，华南抗日根据地建立在落后的农村，而且大多属于山区，因此必须立足农村，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获取充足的物质保障。
　　在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合力开荒种地，兴修水利，改良种植方式；在珠江地区的五桂山根据地，部队与当地农民合股经营耕种稻田，增加农业经济收入……军民齐动手，改善了部队生活给养，同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挥根据地农业生产的作用。革命的胜利，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地改革　彻底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
　　土地改革前的河源市龙川县，地主占总户数的3.33%，却占全县耕地面积18.2%，加上富农、神会、公尝等耕地，占总耕地52.7%。全县贫雇农占总人口超过一半，拥有的耕地却占全县不到两成，他们主要靠租地耕种或出卖苦力为生。
　　新中国成立前，各解放区就分期分批组织了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季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有序展开。
　　面对复杂而艰难的形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当时直接领导广东省的党委工作）于1950年1月召开首届党代会，提出“准备群众，准备干部，准备办法，争取今冬土改”。1950年10月开始，广东省土地改革由点到面，分期分批逐步展开，一场农村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拉开了帷幕。
　　宣传土改法、广泛动员农民、组织队伍斗地主恶霸、重新分配土地……一系列扎实的工作深得民心，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瓦解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1953年4月，广东土地改革宣告完成。
　　据统计，当时全省97个县，除连山、乳源等5个少数民族县和连南少数民族地区暂不进行外，都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广大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同年，广东把生产作为“农村压倒一切的工作”来抓，农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1953年广东农业总产值为27.77亿元、粮食产量210.14亿斤。
　　之后，广东与全国一起，开展了包括农业在内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南粤农村大地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浪潮。农业合作化的完成，使广大农村建立起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原来个体农民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合作经济的发展道路。

包产到户　全面落实按劳分配原则
　　农业集体化后期，特别是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种田不自由，每天被强制劳动，没有节假日。同时，农民被限制耕种自留地，不准喂猪养鸡。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极大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变革迫在眉睫。
　　1978年，安徽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正式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但事实上，广东却早已开展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的探索。
　　中山市板芙镇里溪村被称为“广东的小岗村”，是广东探索包产到户的第一批村庄。1976年之前，该大队是典型的生产落后大队，不仅完成不了上交国家公粮的任务，社员更是经常挨饿。为了填饱肚子，很多村民在夜幕降临时，就到田里偷稻谷、甘蔗和番薯，更有青壮年受不住饥饿偷渡到港澳。
　　1976年下半年，时任里溪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林德成带领大队党支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提出并推行“联产到劳”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集体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一部分的管理权。在此前提下，把土地分包给社员耕种，耕种过程中，小部分劳作时间由大队统一支配，大部分劳作时间由社员自行灵活安排，生产队规定粮食产量，社员承包的土地产量不足就从口粮中扣除，超产部分归承包社员所得。
　　据统计，实行“联产到劳”第一年，里溪村最初改革的3个生产队，产量提高50%，粮食平均亩产量达800斤-1000斤。不仅消除了饥饿，完成粮食上交国家的任务，还破天荒出现了满足口粮外的余粮。
　　1979年，广东农村普遍推行“五定一奖”经营管理制度，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社员劳动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这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1982年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归自己的”成为广大农民的共识，激活了农民耕种的积极性。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加快，农民被赋予更多的劳动自由，逐渐解放出土地，投身二三产业。广东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1991年，广东乡镇企业个数达123.52万，从业人员707.85万人，总收入1008.22亿元。这一时期，广东农村改革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出现了“公司＋基地＋农户”的农村经济模式，珠江三角洲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发展最快的地区，“珠三角模式”备受瞩目。
　　2006年，全国废除《农业税条例》，农民的负担减轻了。
　　三权分置　放活农民土地经营权
　　农村人口外流，土地流转增多，过往的承包经营权一体的“两权分置”体系已逐渐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如何在土地上“做出文章”，让广大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新一轮的土地制度改革，正式提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政策，即“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这一政策不仅使农民的土地流转没有了失地的后顾之忧，也赋予经营权更多权能。
　　清远英德市西牛镇小湾村的种植基地里，翠绿的韭菜长势正好。土地整合流转，让乡亲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整合分散的耕地后，我们流转给企业。”该村原村支书曾水先说，三权分置让集体经济受惠。原先，村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耕地丢荒。小湾村于2017年开展土地整合，并引进企业发展韭菜种植。目前全村韭菜种植面积超过1000亩，其中公司流转700多亩，种植大户流转300多亩。
　　曾水先介绍，基地聘请了6户农户进行田间管理，每斤的管理费为2毛钱，按每年亩产超过2万斤计算，每户每年每亩收入为4000元，平均每户管理10—30亩不等。“一户每年收入超过4万元，最高的可达12万元。”他介绍。
　　三权分置，放活土地的经营权，成为了农村集体经济壮大和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手段。活化承包地经营权之后，广东加快发展“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主要涉农县全覆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超过140亿元，全省创建14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60多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基本实现“一县一园”。
　　在推动农村承包地流转的同时，广东加强对农民利益的保障。自2015年开始，广东开展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2020年已基本完成土地确权颁证工作。
　　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游溪镇八一瑶族新村村民赵忠城，在2016年拿到第一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看着证书上清晰明了的面积、“四至”、位置等信息，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家租出去的土地会出现权属争议问题了。土地有了“身份证”，赵忠城安心地把耕地流转出去。“现在我们夫妻二人边打工边收租，赚两份钱。”
农民用上了大型的农机，给种粮带来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