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见习记者 池奕霏

　　“要让报料电话一直畅通。”采访结束时，欧天庆反复跟记者说道。最近一次拨打报料电话，欧天庆想给“农村财富”版面提建议。他希望种植版的右上角能增设邮箱外的联系方式。“那个（邮箱）用不来嘛。”
　　在近50年的读报时间里，欧天庆始终与《南方农村报》保持联系——散户卖猪无门、乡间小广告泛滥、超生儿童无法上学……每当生活中遇到难解之题，欧天庆首先想到的是《南方农村报》这位“老友”。
两次登报的养猪“困难户”
　　2006年4月，欧天庆收到一封来自南方农村报社的信件，信封里的是政府关于上月头版文章《卖一头猪少得48元》的处理意见。“陈记者说，事情有回复后就寄给我一份。”
　　彼时，养猪是欧天庆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这让他对养猪成本和生猪售价格外敏感。他向屠户卖出一头178斤的猪，收入890元，净利润在70元上下，却还要再向当地屠宰场缴纳51.5元，屠宰场称之为税费。缴税后，为何只拿到40.5元的发票？欧天庆带着疑问拨通了南方农村报社的报料电话。
　　经记者调查，51.5元“税费”中，包含屠宰场收费40.5元、防疫检疫费7元和市场物业费4元。其中，共计47.5元的屠宰场收费与防疫检疫费本应由“生猪经营者”，即屠户承担。屠宰场为市场物管和防疫部门搭车收费和收款不开发票，均属违规行为。
　　十几天后，当地政府下发了纠查整改生猪屠宰税费征管工作的文件。欧天庆回忆，这次报道刊出后，不少村里人开始订阅《南方农村报》。于他而言，那封装着处理意见的信，和2006年3月11日第4472期的报纸，成为他12年以来保存报纸的开始。
　　即使养猪过程辛苦，猪价起落不定，但总算能让初中学历的欧天庆有事可做。“那时从报纸上学了不少养殖技术”，看到最新市场行情，他就跑去同村里的养殖户们交流讨论。猪价高时，他最多养过几十头肉猪。
　　2010年3月，欧天庆又一次登上《南方农村报》。面对市场生猪量少、价格回升的大好态势，欧天庆的猪却卖不出去，因为如果按屠宰场的收购价售出，每头猪亏损将超过200元。经过一系列的采访、调查后，南方农村报记者发现欧天庆面临的难题并非特例，而是规模化养殖兴起后，农村散养户普遍面临的困境。对于“欧天庆们”，养猪成了高风险、高投入的项目。“退出或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报道结尾这样写道。
　　经过一番修整，欧天庆把从前的猪圈变成了鸡舍和鸭舍。“现在（鸡鸭）加起来大概有七十多只。”即便清远走地鸡声名远扬，为遵守家禽圈养的规定，它们也只好在蓝色铁皮房里“散步”。
“金牌读者”与“农村记者”
　　“金牌读者”获奖证书和一些欧天庆认为格外重要的报纸被单独存放起来。这些报纸和他密切相关。比如当选2016年度“金牌读者”时，一张他正在读《南方农村报》的照片占据半个版面。凡是《南方农村报》刊出的他的投稿，欧天庆必定会收藏。
　　这些报纸中，几张泛黄的报纸显得尤其老旧。它们是《南方农村报》更名前的《广东农民报》，最早的一张来自1985年。欧天庆开始读报的时间还要更早。他今年58岁，八十年代，为学写作文，小学生欧天庆用卖山货的钱订了报。之后离开学校干起农活，《南方农村报》仍是欧天庆的“良师益友”。
　　评论版的“农村记者”栏目常常能见到欧天庆的投稿。诸如“乡间‘牛皮癣’要及时清除”“开摩托车上学”“教育不能纸上谈兵”，一些在同村人眼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到他这里，就成了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干部对我说，我总向报纸反映问题，是个‘衰仔’。还有一个老书记，说我是为群众做好事。”批评和赞扬大不相同，却都让欧天庆做好一名“农村记者”的热情更甚，更细致地观察，也更频繁地投稿。
　　同村中有个超生儿童，眼看到了九月入学季，小女孩却因没有户口而无学可上。“超生是父母的过错，不应该由小孩承担。”欧天庆的这则投稿见报后，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上午在报纸上发出来，下午就有电话打到家里让小孩去学校。”
装进报纸的农村生活
　　11185，欧天庆对这个号码特别熟悉。每当出现漏送的情况，他就拨打11185邮政客服电话问问看。邮局的工作人员曾因此给欧天庆提出意见，希望他不要急着拨打电话，因为每次他接通11185，邮局都要向上递交相关说明。“我是想知道报纸什么时候能到。”一天读报，一天等报，在两天一次的循环里，欧天庆度过了五十年。
　　欧天庆读报不会漏掉任何一个版面。“因为能学到不少知识”，他偏爱法治版。在他看来，广大的生活就装在每一期报纸的十六个版面里，从国家政策到邻里之间，从明日天气到本周行情。
　　从2006年起，欧天庆把积累的过期报纸按年装袋，放在顶楼，既防潮也防虫。
　　“为什么不看别的报纸，”欧天庆把问题重复一遍，“别的报纸读起来没有那么大意思。”至于《南方农村报》的“意思”到底在哪里，他拿着最新一期报纸想了想，“因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里面每篇文章每行字，我都熟悉”。
　　欧天庆把积累的过期报纸按年装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