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拍我家 |
　　母亲生前只照过一次相，也只洗了一张照片，那是在1981年的春末时节。
　　那时，我10多岁，记得村里人照相是要走路去圩镇照相馆照的，照了之后一般要七天才能冲洗出来，甚至半个月左右。也偶尔有个别照相师傅，为招徕生意，挎上相机包，到乡下吆喝着照相。
　　一个上午，10时许，我村里来了一个从武冈县城照相馆照相的师傅。县城来的照相师傅，技术当然好，我母亲听了很高兴。因为母亲觉得有了孙子，三代同堂，应留个纪念。于是，她绾着发髻，穿着整洁的衣服，梳妆打扮了一番，高兴地抱着四五个月大的孙子，在厨房门前一棵开着雪白花儿的梨树下，微微笑地对着镜头，让师傅“咔嚓、咔嚓”地影了几下，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照相。为了不多花钱，母亲只洗了一张2寸大小的黑白照。
　　1984年我国开始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1988年的秋天，国家全面铺开，当时，乡政府派出所一位叫杨盛武的人，到各个村寨负责村民照身份证的相片，村民交四毛钱照相费可洗五张黑白照。但年龄过了55岁的村民，是不要求办居民身份证的。所以，那次照身份证相片，56岁的母亲没有照到。
　　再后来，母亲年岁渐渐增大，身体每况愈下，家里收入也不怎样，开始是因为我读书要钱，后来考虑我没成家，要帮我存点结婚的钱。所以，一分一厘，母亲总是掰着指头算着用的。直到64岁的她于1996年9月得了胃癌去世，都没有照过第二次相。
　　其实，母亲是很想照相的，她曾在我身边喃语过，“很想照几张照片寄回黎平娘家，让娘家人看看……”
　　我很明白母亲的心思，她很想邮寄几张照片给娘家人看看，想表达惦记亲人之情，以此感激几个“舅舅”对她的养育之恩。母亲的命运非同寻常，她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是个孤女，我外婆生第二个小孩难产而亡；母亲三岁不到，我外公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客死他乡。母亲吃“百家饭”长大，靠几个堂哥养大。解放前夕，父亲从湖南城步苗乡到贵州黎平做点小生意，在那里父亲和母亲结了婚。母亲于1958年随父亲用肩挑着家当，携带两个小孩（小的后来夭折），步行崎岖山路数月，回到湖南杨田村安家。
　　母亲回到湖南生活的近40年，因交通不便，又忙于一年四季的农活、家务活等，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没有路费，所以，母亲回娘家“探亲”也就只有屈指可数的三次。
　　母亲，一生舍不得花钱，舍不得多照一次相。1981年的照相，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照相，也是她人生中的最后一次照相。我家穷得叮当响，很多人瞧不起，从贵州远嫁到苗乡的母亲，却和我父亲白手起家，硬是“撑起”村寨里第三座砖房子，让十里八邻刮目相看。
　　母亲去世后，为了家人永不忘却，我将母亲抱着我侄儿的那张黑白照，拿到照相馆，让师傅技术处理，遮掉我侄儿的影像，翻拍放大，然后拿给专业碳相的罗师傅，根据翻拍的照片画出母亲的遗像。这样，三兄弟家里都能有母亲的遗像安放。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序春草绿，今又清明。今年疫情阴霾依然笼罩人间，而远在异乡的我，无法到母亲的坟墓上烧香祭拜，只能在家里母亲的那张遗像旁叩头，睹物思人，想起她那勤劳而又俭朴的人生，想起她那对我“做人如感不起恩但至少要懂得知恩”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