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讲所 |
　　目前，数字技术已被广泛运用于各行各业，数字乡村治理也不例外。然而，在强调数字乡村治理时，人们极易从优势角度考虑问题，忽略其局限性。如果用数字化完全代替传统方式，乡村治理就走人单一的快车道，进入现代技术的专断。因为现代技术特别是数字化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有时甚至是无情的，如离开理性与智慧，其盲目性也就暴露出来。
　　比如，一旦互联网中断、信息丢失，那是非常可怕的，这就需要有传统的纸本信息保存作为补充。又如，数字乡村治理被大量数字与材料特别是各种规范左右，导致工作烦琐无效；传统乡村治理往往能充分发挥无为而治、非正式制度作用，避免叠床架屋式的治理弊端。再如，中国乡村是熟人社会，许多方面靠情感、信任、理解、包容甚至让步达成，数字化甚至法治解决不了的矛盾冲突往往在情感与信任沟通中，会化解于无形。
　　有学者指出：“在乡土性的熟人社会群体里，民间法调解民事纠纷历来比国家法更具优势、更立地气。这主要是因为它源自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又服务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实践，能够提供比国家法更加行之有效的维护机制、行为规范。即使在乡村矛盾纠纷调解和处接的过程中，也能够极易引导当事人双方冰释前嫌，减少解决矛盾纠纷的成本和费用。换言之，复杂多样的乡村社会不可能只靠数字化进行治理，它离不开传统治理方式，否则就会陷入水土不服的治理困局。　　　　　　　　　　　　　　　　　　　□赵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