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村口，他发现一棵柿树，树腰间还挂上一片红。他有些好奇，走近一看，原来是树上挂着一个姑娘，正在摘柿子。他走上前，吼了一声“谁在偷柿子！”把树上的姑娘吓得尖叫。
　　老家的院子里有棵柿子树，长在院墙里边，努力地生长着，每年发芽、伸叶、开花、结果、叶败、果落，周而复始。
　　柿子树是父亲种下的。
　　以前，每逢过年父亲总会用紧俏的购销券买回一包柿饼，用报纸紧紧地包裹着。打开报纸，闻得出一股香甜气，只见白白的柿饼，像是被包裹着一层生粉。在那个午饭吃得再饱也难顶到晚上的岁月，柿饼对我们家来说绝对是个稀罕物。那时的腊月，家里会买回来一些好东西，如糖果、瓜子等。母亲都会留着，用来过年招待客人。唯独这柿饼，母亲让全家人分吃。不是母亲小气，只因它只有五六块，不够装盘。而且，它的背后藏着父母之间的浪漫。
　　父亲在食品站工作时还是个毛头小子，每天做的事就是收猪、杀猪、卖肉。一次，他去李七舍村收猪。可能是因为收猪的通知没有提前送到生产小队，李七舍村的猪大多吃了食，不好称重，还有些人家的猪是半野养的，在后山上一时半会儿也抓不到。他只好悻悻地回去。
　　走到村口，他发现一棵柿树，树腰间还挂上一片红。他有些好奇，走近一看，原来是树上挂着一个姑娘，正在摘柿子。他走上前，吼了一声：“谁在偷柿子！”把树上的姑娘吓得尖叫。姑娘忙辩解道：“这本来就是我家的柿子树，怎么能叫偷呢！”
　　被姑娘这么一怼，他便说：“你下来吧，我帮你摘。大红柿子都在树梢上，你胆小，够不着，我来摘。”没等那个姑娘答应，他便往树上爬。姑娘大叫着，“等一等”，便麻溜地从树上滑下来。他的爬树身手确实不赖，很快就爬到了柿树的高处。他刚摘下一个柿子。底下的姑娘便说：“柿子树很脆哟，不承重，要当心。”她话音刚落，只听见“咔嚓”一声，他踩的树枝断了，整个人摔了下来，被送进了医院。
　　乡下的老人很淳朴，丝毫没怪罪他，倒是埋怨起那个姑娘，说她没有劝住不懂行的年轻人。或许，那些老人只是希望那位年轻人以后来村里收猪时给个好价钱。就这样，那个姑娘提了几个熟透的柿子去医院探望他。
　　现在的我，无法猜测当时他们再次见面到底是尴尬，还是抱怨，抑或是会心一笑。但我知道的是，那个姑娘后来成了他的媳妇，也就是我妈。
　　遗憾的是，母亲娘家的那棵柿子树，在母亲嫁人后的第二年遭了白蚁。因为柿子树结出来的柿子有糖，柿子树杆也有糖，所以白蚁把那棵老柿子树给啃死了。父亲曾说过，那会儿他走村串户，却很少看到柿子树，更少见柿树苗。所以，家里的空余地上一直没有种上柿子树。不过，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母亲对柿子的偏好，总会趁着去县城总公司联系工作时到县城的北门菜市场寻找，遇到有柿子卖，会买几个回来。
　　那时的柿子一般不用药物催熟，拿回家还是硬硬的，母亲会折几根芝麻杆插入其中，再放到米缸里，等它完全成熟。数日后，扒出那熟透的柿子，我们姐弟四人都会尝上几口，母亲往往只是吮了吮柿皮，也算解了个馋。除此之外，父亲在过年前还会到供销社提前预订几个柿饼，并盯着母亲吃下一整个柿饼，绝不允许我们馋嘴。这也许就是他们特别的浪漫。
　　直到我上大学那年，全县都在推广种植无核柿来发展庭院经济，我们家分到了三棵柿苗。父亲反复权衡，把柿苗种在阳光和水肥最好的地方，三棵柿苗都活了，长大了，结果了，结的果子甚至多到全家人吃不完。后来，因为修围墙的缘故，母亲将两棵柿树送给了亲戚，只留下一棵，那也足够全家人吃柿子的。
　　如今，到了柿子成熟的季节，柿树的叶片稀疏、落尽，留下满树的橙黄，看上去就像一幅油画，美极了。不知何故，二十多年下来，村里其他人家的柿树要么是被砍了，要么是自己死了，所剩不多。我家的那棵柿树，年年结果，年年兴旺。母亲把它归结为父亲在树下养的几只鸡，源源不断的鸡粪一直滋养着柿树，让它开花、结果。
　　正因为年年结果，柿树每年都会招来很多鸟儿吃柿子。一开始，鸟儿啄烂柿子，父母都很心痛，舍不得，甚至会在树上绑一面旗子，以驱赶鸟儿。后来，不知母亲从哪听说——吃多了柿子会结肠，甚至让身体容易长结石。尽管她依然喜欢柿子的味道，但也只是偶尔吃一两个，解解馋而已，不敢再多吃。于是乎，我家柿树结下的柿子根本吃不完，送人之后仍留下不少。父亲在柿子成熟时采摘一部分，剩下大部分，让它养着鸟儿。每天看到鸟儿在柿树上欢快地上下蹦跳，叫唤着，给愈发孤寂的老家保留了一分热闹。
　　今年的柿子又熟了。这样的美好，我希望它能持续得越久越好。
□王玉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