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邮差给我送来了一个牛皮信封，里头还套着有一个信封，上面印刷的校名让我心头狂喜，我颤抖的手将皱巴巴的信封撕开，大声说：“爸爸，我被录取了！某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父亲停止恸哭，狐疑地走过来。他翻来覆去看了三四遍，用拇指摩擦着红印子。
　　多年以前，我参加高考，迟迟没收到录取通知书。父亲非常失望，他在我旁边唠唠叨，让我几乎崩溃。我不是懂得规划人生的人，也不喜欢。顺其自然就好。我对前途并无清晰的想法。但觉得天无绝人之路。我那时刚开始写作，觉得写作很不错，很有趣，又有稿费。
　　高尔基就没读过大学。高尔基的《海燕》我在课本读了，感觉一般，另一篇《时钟》就不同凡响，将无形而真实的时间跟具体的生活事实和经验交融如水乳，充满诗性和哲思，如波浪和雪花在涌现又消逝，读来让人心醉神迷又惊心动魄。之前读过港台散文名篇《时间之妖》，仿佛仅是这篇杰作的拙劣模仿及注解。杰克·伦敦和康拉德也没有读过大学。尽管我视野浅窄，也知道作家不是运动员，写作教练是帮不上忙的。上述作家都凭靠自我教育使自我蜕变并不断完善自己（后来我发现世上有更好的作家和更多的文学路径，上述作家阅历丰富的道路不适合于我，他们在我看来不是第一流的。如果说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海明威、康拉德、莫拉维亚的文学是一路，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帕维奇等人的文学属另一路的话，我无疑更偏爱后者。而以卷帙浩繁、晦涩难读而让人生畏的莎士比亚、但丁、里尔克、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等，向来是我的文学英雄），我对前途并无恐慌，我觉得写作业已萌芽，不断发展壮大，只是时间问题。况且，即使我这次没考上，也不等于我下次就考不上。
　　后来，我跟在北京工作的二伯父打电话说：“我爸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二伯父说：“他有什么问题？他六岁就这样了。他这辈子就坏在一张嘴上。”我从没这样深受折磨，也从没这样深刻地感受到父爱，既有美好也有污秽凄苦，甚至有烈焰般的残暴和冰雪般的冷酷。我清楚这皆因父亲太爱我。我对升学掐断了希望。我试图让父亲安静而不得。
　　我做好了复读的准备，我对父亲保证来年一定考上重点大学，我受电影上就要奔赴老山前线的无比英勇的人民子弟兵所启发，拿出菜刀要割手指写血书。这个行为将父亲吓住了。我略为犹疑，将满腔怒火和哀愁迁怒于旁边嘎嘎叫的“大鸭头”（即做种鸭的公鸭），我割了它的脖子。它歪着流血的脖子，尚未断气，扑打着翅膀，跳入了池塘，母亲忙着去抓那只垂死挣扎的鸭子。父亲看着我沾血的手，忽然抱头坐在门槛上大声哭泣。
　　我望着他，浑身气力从身体上流失。
　　第二天，邮差给我送来了一个牛皮信封，里头还套着有一个信封，上面印刷的校名让我心头狂喜，我颤抖的手将皱巴巴的信封撕开，大声说：“爸爸，我被录取了！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父亲停止恸哭，狐疑地走过来。他翻来覆去看了三四遍，用拇指摩擦着红印子。这是我的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是华南师范大学。我听说师范生有生活补贴，这对穷人家来说很重要。通知书来迟了，但还是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它拯救了父亲与我。
　　那年，我没有依靠文学特长被特招，而早就被省城某学院录取了。录取时间比父亲找大人物早了二十多天。那送出去的一千元就算了，我不希望欠别人天大一个恩情。为何我这么迟才收到通知书呢？毕业后我才知道——当时我还有两个校友考取该校——有个同学说：“当时我将你的通知书带回家里，拖了十来天才送到学校，可能学校也迟寄了。”我说：“哦，原来这样。”他至今不知道这件事。
　　读大学时，一年学费要三千多元，当务之急是筹到学费。父母分头行动，向所有能找到的亲戚借钱。这次借钱大行动，父母尊严尽失，无异于乞讨，十元八元也要，一百两百更好。这一次，我阿姨及大伯父、二伯父都出了大力。我顺利上了大学。父亲喜笑颜开，在他看来这就是出人头地。那些年，村中考上大学的人没几个。在大伯父带我去省城注册的那天，父亲杀了家里的母鸡，一家人饱餐了一顿，但喜庆的气氛笼罩着一股凝重的忧愁。父亲含泪说出了决定，为了供我读大学，全家人都必须作出牺牲，就是割肉也要让我念完大学。二妹在初中毕业后离开校园，到海南打工。而三妹辍学做小保姆时，小学尚未毕业。那是一九九四年。
□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