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二十余省公务员考试同步开考，16.5万个岗位向基层倾斜的招录浪潮。一些省份在招录公务员的过程中专门设置一定数量的招录计划，部分岗位放宽报考条件限制，向基层岗位倾斜。
　　省考招录向基层倾斜，绝非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对“基层治理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的回应。在就业压力与人才流失的双重夹击下，这一政策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向下扎根”的职业通道。河南、湖北等地的实践尤为典型：河南将77.4%的招录名额投向县级以下机关，湖北则为边远地区放宽学历、专业限制，这些举措无疑缓解了青年就业困境，更将高素质人才导入基层“毛细血管”，为乡村振兴与社区治理注入活力。
　　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基层扩招是国家治理重心下移的必然选择。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是群众诉求的“第一响应人”。当年轻干部带着新知识、新视野扎根乡镇，他们就不只是服务者，更是改革的推动者。例如，吉林省放宽应届硕士、博士年龄限制，正是为基层储备专业人才，让“高学历”与“接地气”不再割裂。这种人才结构的优化，将直接提升基层决策的科学性与公共服务的精准度。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当前基层干部的困境，远非扩招所能解决。一位乡镇干部的自述令人警醒：“每天开三场会，填五张表格，走访群众的时间被压缩到每天两小时。”文山会海、过度留痕、层层督查的“三座大山”，让基层干部沦为“表哥”“会姐”，真正的治理效能却难见提升。这种异化，不仅消解了政策善意，更透支了基层人才的激情。
　　减负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若不解决“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结构性矛盾，基层干部的“过劳死”与“躺平潮”将愈演愈烈。某省曾试点“无会周”，基层干部终于有时间走访困难家庭、解决实际问题，证明减负的可行性。但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局部探索转化为系统性改革。
　　减负首先要砍掉“无用功”。合并同类会议，推行“视频会代替集中会”“短会代替长会”；精简文件，推行“问题导向型”公文，杜绝“为发文而发文”。同时，考核机制必须转向“结果论”，将群众满意度、实际问题解决率作为核心指标，而非盯着“留痕多少”。
　　当然，减负不是“减责任”，而是为干部腾出精力去解决真问题。为此，需建立“减负+赋能”体系：一方面，通过轮岗培训提升干部的综合能力，让“一专多能”成为常态；另一方面，为基层配置法律顾问、技术顾问等专业支持团队，破解“全能型干部”的困境。
　　减负易反弹，关键在制度约束。上级部门应建立“基层负担监测指数”，对频繁发文、突击检查的单位进行通报，甚至与干部考核挂钩。同时，设立基层干部“减负直通车”，让他们可直接向省级部门反馈问题，避免“中梗阻”。
　　省考扩招向基层倾斜，本质是国家对“基层优先”的战略抉择。但若没有减负的支撑，政策红利将被“形式主义”吞噬。基层干部不应是“陀螺式”的永动者，而应是扎根土地的“改革种子”。唯有通过系统性改革，让减负与增能并行，让实干与创新共生，才能真正实现良好的治理格局。
　　（作者：闻夕，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