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海珠区的小洲村曾被誉为“华南最大原创艺术工作室集聚地”，但如今这一村落却面临着园区停摆、艺术家出走、商业凋零的困境。（6月7日《南方农村报》）
　　上世纪90年代，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黎雄才被当地传统村落的风貌吸引，率先在此设立工作室。随后，广州美院的师生接踵入驻，小洲村由此从“水果村”变身为“艺术村”。鼎盛时期，小洲村聚集了200多位艺术家、400多家商铺，每年接待的艺考培训学员超万人，形成了完整的艺术产业链。然而，繁荣景象在2016年后急转直下，高峰时期的游客量如今十不存一。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小洲村的迅速衰落？明面上的转折点有两个：一是艺术家看重的传统风貌被破坏。2013年的数据显示，村内179栋在建房屋中，近三分之二是违建。这些建筑不仅破坏了原有风貌，也让艺术创作的环境日益恶化。二是教培行业政策趋紧。长期以来，小洲村过度依赖艺考培训产业，2017年前后教培行业经营日益规范化，大量小而散的私人画室被迫外迁，而村里却没有培育出新的艺术生态，产业因此日渐空心化和凋敝。
　　深层次来看，转折点的背后凸显了政府作为的缺位。治理违建政府责无旁贷，维护小洲村赖以成名的传统风貌也理应是当地政府的重要职责。倘若政府履责到位，又岂会发生全村在建建筑近三分之二是违建、传统村落风貌被肢解的事情？此为其一。其二，若是政府有心，觉察到私人画室模式难以为继，就该积极安商、稳商，尽可能为有外迁之忧的私人画室主提供过渡空间，针对性地建设和提供满足新要求的文创空间，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火种”。
　　在一些驻村艺术家看来，在小洲村发展的二十多年里，当地政府的支持长期缺位，艺术家几乎是在“自生自灭”的状态下进行创作和经营。当地既没有出台针对艺术家的扶持政策，也没有建立有效的产业引导机制。反观深圳的大芬村，则堪称政府积极作为的典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让大芬村的外销订单锐减60%。面对困境，深圳市政府迅速介入投资建设大芬美术馆，举办国际双年展，打造画家公寓，出台政策解决艺术家的入户、社保等问题，更推动大芬村从单纯的油画复制转向原创艺术创作，拓展了艺术培训、文创设计、电商销售等领域，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格局。到2018年，大芬村的油画产值已达到45.5亿元；疫情后产值虽然下降，但在2024年仍能保持30亿元的规模。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政府的引导和支持至关重要。政府在服务产业的过程中，必须有前瞻眼光与整体思维，既要维护物理空间，更要培育文化生态；既需要勾勒愿景，也需要实打实的政策配套和资源投入。　　（作者：胡一刀，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