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属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的奇榜村和仁义村,是当地两个明星村,凭借较佳的地理位置和可观的土地收益,两村同在2007年实现村级集体收入过千万。然而,两村村民的幸福指数却相差颇大,这一巨大落差仅从村民的经济状况就可见一斑:奇榜村民去年分红金额为仁义村民的8倍多,100多户奇榜村民住进别墅,而仁义村村官却被指以权谋私,干群间贫富差距拉大,原当家人钟明照被爆有多处豪宅(9月6日南方农村报)。
奇榜村和仁义村构成的这幅明星村“AB面”图景,让人不禁想起《晏子春秋》中一个曾被反复征引的典故。齐使晏子对楚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大意是,橘栽在淮南长出的果实又大又甜,移栽到淮北,就变成又酸又小的枳,原因在于两地的水土不同。奇榜村与仁义村比邻而居,同因资源优势成就集体经济创富梦想,一个村村民能够分享较高福利,另一村村民却心怀怨气,引发利益纷争——究竟何种不同“水土”,让从同一原点出发的两个村庄画出的发展曲线如此迥异?
明星村是个落满历史尘埃的词汇。特定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政治气候和主流的价值观念形塑了它的内涵。集体经济时代的明星村自然是山西大寨村。为农村改革劈山开路之功则成就了安徽小岗村的明星村光环。在此之后,以集体收入或生产总值为主要考量因素的明星村评价标准逐渐被公众所接受。江苏华西村、河南刘庄村等村庄名字被镌刻进中国明星村的排行榜之中。这些明星村尽管内部治理结构千差万别,但共同特点是:通过发挥地缘优势,基于能人治理,以工带农,以工扶农,走出了一条农村工业化的新路。这些村庄被树为典型大力宣扬,其中寄托了被官方和相当部分民众所认可的一个共同价值理想:实现村民共同富裕。相对于许多农村长期难以改观的贫困状况,相对于工业化进程中被不断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以经济总量增加和村民生活改善为主要落脚点的明星村定义,是对时代呼唤的一种共鸣,也契合了不少农民的强烈愿望。
于是,天津大邱庄、河南南街村等带有强烈计划经济时代色彩的村庄因其富得公平,也一度被不少人视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样板工程。然而,其创富神话在达到高峰后却纷纷破灭。随着禹作敏锒铛入狱,乡镇企业产权不明、管理模式落后等弊病的显露,让人们看到了大邱庄脆弱的一面；而在“离共产主义只差一步”的南街村,人们在清理一位村干部遗物时,发现其私人保险柜中有两千万元以及自办的房产证等物,虽然这一消息事后被南街村管理层所否认,但相关负责人承认该村干部在外包有“二奶”。
明星村接连黯然失色,个中缘由形形色色。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村庄片面追求做大经济总量,忽视了对内部经济和村务治理结构进行必要的同步改革,没有充分利用村民自治这一政策性工具对个人权力进行制衡——集体经济总量越膨胀,村庄内部累积的种种矛盾也便越接近爆发临界点。最终,明星村“经济马车”或步伐放缓、或深陷泥沼,甚至分崩离析。
仁义村目前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无不与其长期存在的集体资产运行不透明有着必然关联。由于许多村民处于村务盲区,他们很难了解到村庄管理的核心信息,因此无论是拔地而起的工业园,还是其他的大手笔投资,村民只能从中看到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表象,却无法参与分配规则的制定。所以,尽管仁义村的管理和决策层可能出于某种合理目的将更多资产收益存留于集体层面,导致村民分红较少,但由于其权力不受监督、不对村民开诚布公,村民提出质疑和猜测,乃至在网上大爆村官不利消息的做法,亦情有可原。
在许多明星村,“能人政治”是与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相提并论的另一个关键词。绝对权威的树立,让村务管理和决策更加富有效率,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市场经济的要求,但也为明星村财富神话的破灭埋下了隐患。在明星村,权力精英往往与经济领袖存在身份重合。其控制与带领村庄所创造的财富神话,又反过来成为一种资本,巩固和强化了其在村庄事务中的绝对话语权。于是,村集体经济的舵盘完全系于少数管理人员的道德自律之上。然而,这种自律在很多情况下被证明是极不可靠的。在仁义村案例中,目前虽尚不能将执掌村庄20余年的原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钟明照与上述绝对权威对号入座,但一个既存事实是,在其去职之前,部分村民对他所带领的管理团队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信任。村庄毕竟不同于私营企业,其资产产权属于村民所组成的共同体所有,这决定了村民有权直接或通过授权方式参与集体经济管理与决策。显然,不少明星村存在的“人治”状况与这一要求格格不入。
置身现实之中观察,村民共同富裕更多是一种带有乌托邦理想色彩的“乡村想象”。村庄应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更多将集体资产收益用于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留给村民就业和创业的自主空间,而不是将全部村民“养”起来,让他们“饭来张口”。同时,必须认清的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是村治现代化的同步推进:产权明晰、运作规范的现代经营管理体制和村民充分行使自治权利的民主运行机制的确立——缺乏了村治现代化这块铺路石,所谓“共同富裕”无论以何种形式被实现,都有可能成为建筑在沙滩上的摩天大厦——立足未稳便轰然倒塌。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也许是“能人”们令人痛心的堕落,也许是村民遭遇的村庄转型阵痛,但更为可悲的是,如此意义上的“共同富裕”与太平天国式基于专制体制的均产理想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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