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沉沦感不禁……为国牺牲敢惜身……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这是秋瑾留学日本期间所作的自言其志的词,数年后,成了她参加革命的“罪证”。
严格说来,这位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即慷慨就义的“鉴湖女侠”,也并未亲历辛亥革命。但是,秋瑾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自己头颅撞响了封建丧钟的女性,她的言行影响了不少女性挑战封建恶习,正视自己的存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自古有“巾帼不让须眉”的传统。老大帝国风雨飘摇,民族处于生死关头,二万万女性焉能置身度外?
于是就有了获得孙中山嘉奖的“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有了鼎力相助挽救黄兴性命的徐宗汉、张竹君……当女子敢死队、女子北伐队在前方甘冒枪林弹雨之时,后方的女子社团则在不遗余力地筹粮助饷,动静之间,写下无数惊天传奇。
“女人也出来造反,世界变了。”目睹辛亥革命女军阵容的老人当年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可是,革命之后呢?
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的先驱者、广东东莞石排人邓蕙芳曾说,在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历史中,“尽其一生能力以卫国救群之妇女们工作,未见记录”。她不平地说,“造成中华民国,过程艰巨,岂有单独男儿负责,便可成功?”然而,历史就这么残酷。教科书里,辛亥女杰更是被浓缩得只剩下秋瑾这一个名字。
但是,女子,绝对是中国近代这场民主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她们在历史上被遮蔽的身影,终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的今天,或许是时候翻回到100年前的那一页,抖落尘埃,让这些女性回归人们的视野了。
1920年,时任广州参议员的邓惠芳写下《辛亥革命前广东参加革命工作之妇女》一文,追问为什么女子功劳未见记录?难道数十年革命工作中,只有男儿努力就可成功?
邓惠芳1891年出生在广东东莞石排镇。14岁时,邓惠芳曾与兄长一起奔走营救过革命志士夏重民,因此,3年后当她追随兄长加入同盟会、并被派去暗杀两广总督张人骏时,邓惠芳已成长为一名战士。在刺杀失败后,她又加入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敢死队。邓惠芳的一次次壮举被永久地镌刻在了史册上。
正如邓慧芳所提醒,投身革命的女子们应该被历史铭记。
南国女子受鼓动
同盟会以华南为活动基地时,为发展组织、吸收女学生和家庭妇女,遂于“驱除鞑虏”等十六字政治纲领外,增加了诸如提倡女权、反对家庭专制、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做妾、反对缠足之类的新口号,并针对女性开展宣传工作。对于饱受封建家庭压迫、对旧式婚姻不满的青年妇女来说,那些提倡女权的宣传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生长在广西梧州一个清政府海关官吏家庭的黄扶庸(后改名黄秋心),为反抗婚姻,通过其就读的洁芳女校刺绣教员宋铭黄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来到香港实践女子学校读书和工作。
香山县的梁国体(在邹鲁妻许剑魂死后嫁给邹鲁,改名梁定慧),因与由父母作主完婚的丈夫没有感情而离家出走,投奔在香港实践女子学校挂名校长的姐姐梁绮川,入校读书并加入同盟会。跟踪而至的丈夫也在梁国体的要求下加入了同盟会,但不久即在行动中牺牲。而梁国体则在广东光复后,参加了广东北伐军女子敢死队。
追随心上人革命
还有些女性加入革命则是受已经参加革命的家人、亲友、同窗的影响,有的是为了追随心上人。
革命需要子弹炸药,同盟会在海内外设立弹药制造机关。也有自学自制者,比如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敢死队队长宋铭黄,她和广东同盟会分会会长、暗杀团团长高剑父(番禺人士、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一起研习炸弹制造,并共同参加了黄花岗起义。1913年,敢死队解散,宋、高结为夫妇。
陈璧君早邓惠芳一年加入同盟会,时年16岁,是会中最年轻的一员。家境优越的陈璧君因为爱慕汪精卫,在入会次年以留学为名,一路追随汪精卫到日本,不但在会内经费短缺时慷慨解囊,还坚决要求参加汪精卫组织的暗杀团。汪精卫同意后,陈璧君就四处拜师学习柔道、剑术、枪法及炸药制作,并协助汪精卫实施1910年初的刺杀活动。
炸弹队中还有一名女队员叫严珊珊。人们只知她是香港及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与丈夫黎民伟(香港电影创始人,TVB花旦黎姿的祖父)共同创办了影片公司。却不知,这位性情豪爽的名门之后,不仅做了时人瞧不起的“戏子”,竟还热衷炸弹和暗杀。
以女性特质行事
女性往往不易被清廷密探注意,便于担任联络和运输工作,这也是同盟会吸收女性加入的原因之一。祖籍广东、生于上海买办家庭的徐慕兰、徐宗汉姐妹,从小受西方文化熏陶,二人分别嫁给了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长子和次子。姐姐徐慕兰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富家少奶奶的身份作掩护负责运输、联络,是广州女革命党的核心人物,还是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并率众与北伐军共赴战场。在她的带动下,徐、李两家先后有11人投身革命。
妹妹徐宗汉在丈夫病故后脱离家庭,于31岁时加入同盟会。1910年广州起义时,徐宗汉与外甥(徐慕兰的儿子)及庄汉翘、卓国兴、黄悲汉、李晚援等女革命者在香港制造炸弹。她还扮作新娘,明办嫁妆,暗运武器,最终交到其他女革命者手中送至各地敢死队。广州新军起义前,徐宗汉又与陈淑子(胡汉民妻)、李自屏(冯自由妻)、孙眉(孙中山胞兄)等人在香港缝制了100面青天白日旗,并与炸药子弹一齐从水路运往广州。她们将子弹炸药塞在行囊中,旗子藏在被褥里,把一捆捆手榴弹装进一只只马桶,一路上大谈服装、化妆、姨太太争风吃醋,涉险过关。
黄花岗起义后,她与挚友张竹君护送伤重的黄兴转移；武昌起义爆发后,徐宗汉又陪同黄兴离港赴沪,再次由张竹君掩护,送黄兴到武汉就任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上了前线,徐宗汉就在医院救助伤员。黄兴被围困时,她又再次助其脱险。最终,二人结成患难姻缘。
军队容不下女子
武昌起义前后,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的鼓动下,许多妇女把冲锋陷阵视为最爱国、最能体现男女平等之举。一时间,妇女军事团体风起云涌,有女子革命军、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女子尚武会、女子先锋队、女子暗杀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不一而足。女子武装组织虽然人数不多,但披甲带枪,威风凛凛,引起各方热议。而不赞同女子上前线参加军事行动的声音也此起彼伏,比如曾组织“赤十字会”、大名鼎鼎的张竹君。
不过,赞同也好,反对也罢,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很快宣布取消女军,并命令各省以后不得招女子新军。广东女子北伐队在南北议和后被调回广州解散,女子北伐光复军参加北伐的请求也被黄兴以女子不宜随军为由婉拒了,陈婉衍于是将女队改为女学。女军就此消失了,但他们的功绩永远刻在历史的英雄谱上。 □本报综合报道
■解码辛亥
辛亥革命中女性登上历史舞台 办学办报倡女权
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也开启了近代第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其中办学和办报成了妇女解放的重要手段。维新变法后至民国初期,中国有过兴办女学的热潮。据统计,1912年全国在校女生约14万多人,上海地区尤多。一个较大的新式女性群体由此诞生。而孙中山的态度也促使女子相信可以通过办学、办报,使得女同胞先有智识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湖南湘乡人张默君(原名张昭汉)与其父都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曾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脱离清朝,宣布独立。张默君曾与秋瑾晤面,谈女权,相见恨晚。这位南社著名女诗人1912年发起成立神州妇女协会,并创办《神州日报》。她担任校长的上海神州女校亦是女子民主革命的摇篮之一。1912年,张默君被推举为中国女界协赞会总干事。遍历欧美考察社会和妇女教育回来后,她发起“中国平民教育”,在各地设立平民学校千余所,成为近代著名的妇女活动家、教育家。
汤国梨幼年时在邻居的书斋中读了《天演论》及康梁文章,渐萌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宏愿。23岁时,她谢绝媒妁,只身来到上海,随后考入上海务本女校并结识了同学张默君。两个常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的好朋友,之后在沪组织了“女子北伐队”,以开游园会、义卖等方式筹募款项,支持革命。钱款还没送去,革命军已攻下南京。孙中山对她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宣传教育的责任更重,你们在这方面努力吧!”于是,汤国梨等人用这笔钱在上海创办了神州女校和《神州女报》。汤国梨最早发出“女界参政”的呼声,更被上海妇女界推选为“妇女参政会”和“女权同盟会”的临时主席,成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中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当时,女子参政运动的激烈程度是不难想象的。激进如沈佩贞者,鼓吹参政目的一日不达,未结婚的女子,十年内不得与男子结婚；已结婚的女子,十年不得与男子说话。而唐群英还曾“三闹”参议院。1912年,她率领20余名女将闯入临时参议院,未获参政权利的女将们砸碎议院玻璃窗,并打翻前来阻止的警卫,闯入议院与议员们进行辩论。后经孙中山斡旋,女将们方才离去。
推翻了皇权帝制的辛亥革命,没能带给(不愿意给也给不了)女性真正的幸福和解放。不过,辛亥革命毕竟在中国女性心中播下了民主平等的种子。 □钟合
■女杰晚景
多数凄凉偶有富贵
辛亥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未能真正改变封建专制统治基础,参加革命的女性除英年早逝者如张汉英、尹锐志等,晚景可谓天壤之别。
有些女性在革命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侣,甚至还成了革命元勋的夫人。比如张默君41岁时与孙中山私人机要秘书、国民党立法委员邵元冲结婚,而上海女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加入江浙联军开赴南京战场时任北伐女子队副队长)也成了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国民党要员黄郛的夫人。汤国梨则在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人的见证下,与名士章太炎结为百年之好。黄兴在世时,徐、黄二人在南京创立贫儿教养院,负责收养、教育烈土遗孤和战时难童。而黄兴早逝后,徐宗汉又在张竹君的帮助下,创设了上海贫儿教养院,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儿童教养事业。
邓惠芳于1912年1月当选为广东省组织临时议会的议员,随后被选送赴日公费留学,进入东京女子音乐学校专攻音乐,之后两次回国参加了讨伐龙济光的战斗。26岁那年,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44号中央党部亲自为她和夏重民(1922年遇害)主持婚礼。抗战爆发后,邓蕙芳秘密遣回东莞组织游击战,多次打退日军,被当地人尊为“邓三姑”。之后,她一直从事教育、新闻及妇女工作,直至1976年在台湾去世。
孑然一身的唐群英,则变卖全部家产,先后办了五种女子刊物,创建了十所女子学校和一个女子工艺厂。张竹君则终身未嫁,一生致力于救死济危,以及女性教育、女权斗争。
令人唏嘘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现实的人们对于这些女杰的关注,亦从新闻转向绯闻。其中,唐群英的“《长沙日报》风波”,沈佩贞的风流案,张竹君的韵事,更是一片喧哗。
与那些出身名门的女子不同,当时许多逃出家庭的女子,之后可以说是无家可归的。其对于“革命成功”所抱期待和幻想,是不难想象的。她们之前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因而希望能出国留学,也盼着能在社会上获得一份职业,以自食其力。但时间一天天过去,除了领到一张同盟会证书和一枚黄铜质的证章(圆形、三条凸线边围着一个篆体的“民”字,比人民币五分钱略小)外,鼓动她们参加革命、为她们描绘美好世界的人们大多已成国民党要员,各忙各的,似乎已经忘了她们的存在。
于是,很多人晚景凄凉。张淡如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古佛,好歹也算是有了个归处。而广东女子北伐队队员梁荃芳,当年逃脱家庭压迫,投身革命,革命之后无家可归,沦为妓女。她的队友许剑魂则在嫁给邹鲁后,不幸在港遭人暗杀。至于黄抚庸、邓慕芬,原本被安置在女子教育院工作,但讨袁军事行动失败,龙济光入粤大肆捕杀同盟会员,二人避走港、澳,从此失业,更兼无家可归。绝望中,二人相约至肇庆鼎湖山上,在1914年12月间携手同沉于飞水潭。革命的终曲,唱到最后,竟是这样收场。
相比这些有名有姓、尚能被后人从尘埃下发掘出来的人物,更多的是一些参加罢工、从微薄的收入中省出钱来捐款助饷的平凡女工、仆佣。她们是一粒粒石子,聚拢在一起铸成革命之基,是这组辛亥革命交响乐中的无名乐章,却无声无息、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深处。 □广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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