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李昌平,著名“三农”专家。现任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香港乐施会中国项目部顾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等职。
2000年3月,正当37岁、有17年乡镇工作经验的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阵危险”,引发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同年9月,李昌平辞职南下广东,在国内首次呼吁“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
李昌平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学习农业机械的中专毕业回到家乡的公社工作。1987年作为省里培养的第三梯队的苗子,脱产到华中农业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学。1997年,他带着“湖北省百名优秀党员、荆州地区基层党委书记的楷模”等光环到党校读书,1个月后却因为乡里一位农民不堪农业税重负喝农药自杀牵连,被免除职务。其后,李昌平到中南财经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1999年硕士毕业后,担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2000年3月,在向朱镕基总理写信后,他决定辞职下海,并走上了研究“三农”、关注“三农”的道路。
“反正不是在农村,就是在去农村的路上”,这是近10年来李昌平生活的真实写照,他认为,现在的“三农”问题中,存在着官员的话语体系、学者的话语体系、老百姓的话语体系和NGO的话语体系,不同的话语体系互不相通。“混搭”的他,是穿插在不同话语体系中的行动者。
给农民国民待遇
在改革开放之前,大概有7亿多农民,现在有农业户口的农民数量超过9亿,人均土地规模是越来越小的。将来即使城市化水平很高了,我们也可能还有4亿、5亿农民。按照4亿、5亿农民来说,就算守住了18亿亩耕地,人均的耕地规模还是很小的。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能把农民的土地给非农民,土地是养活农民的,国家一定要有政策来保护这一块,不能让其他的人拿着农民的地搞其他东西。
中国农村最核心的问题要用一句话来表达的话,那就是农民没有享受到平等国民待遇,也是造成农民贫穷、农业危险的主要原因。如果给农民公民政治权利,给农民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我觉得农村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农民问题就好解决了。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他们最勤奋,他们爱国心最强,给他们一点空间,他们就有无穷的创造力。中国有十几亿人不仅不是包袱,而是财富,他们有很强的创造力,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权利问题。
农民正在失去“两个市场”
中国农民正在失去“两个市场”。一个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例如,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国内市场70%的份额已经被外国企业占有；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外市场,例如,蔬菜及其加工品的日本、韩国和欧洲市场,原本是中国大陆农产品的传统优势市场,但现在却正在被进入中国的外资农业企业逐步替代。
正在失去内外“两个市场”的原因,说简单非常简单,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在此背景下,由于中国农民高度小农化、分散化,保护自身市场利益无能为力,逐步失去“两个市场”是必然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农业被迫进入了第三发展阶段。如果说农业第一发展阶段的政策目标是追求量的增长,第二发展阶段是追求农产品质量的和价格的提升,那么第三发展阶段的政策核心目标则是占有市场份额、获得持久的市场份额收益。
为了占有市场份额,主要政策措施是“组织密集+技术密集(质量提高为主)+资本密集+品牌密集+国家产业政策扶持”,这就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什么依然还对他们国家本来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的农业组织实行高额补贴的原因。
农民工应该去哪里
农民工可以说是“新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力军。现在,“新工人”及其子女已经有2亿至3亿多人到了城里。未来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成为“新工人”。让“新工人”在城市住下来、市民化,是政府的一大责任。
政府还可扶持农村“农民生产合作社”和城市“新工人消费合作社”联盟,降低“新工人”生活成本。城市政府应设法保障居住区的“新工人”享受市民待遇。
“新工人”进入城市居住区,必须将本人在“村(社)集体”拥有的份额承包地、山林等转让给“村(社)集体”,但应能获得一定的补偿,同时将其在农村的户口和农村社保账户转移到城市“居住区”,完全市民化。不愿意将自己在“村(社)集体”拥有的份额承包地转让给“村(社)集体”的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居住区”的住房优惠和市民待遇。
返乡农民工返回哪里?如果返回到了256万个自然村,那就麻烦了,农村和农民现代化就没法搞了。一定要想方设法让返乡农民工返回到中心镇或中心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推动力和建设者。
总之,未来30年,城市政府解决“新工人”在城市“住得下”问题,助推农民工市民化；县镇政府要重点抓中心村镇建设和乡村企业,助推返乡农民居民化。政府抓住了这两个重点,可以说就为解决“三农”问题铺平了道路。
农村政策迷失方向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政府几乎集中一切资源,用于大城市规划和建设,不仅用行政垄断的方式剥夺农村经济发展的机会搞城市开发区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将公共教育和医疗资金也几乎集中于城市以促进城市发展,人为造成农村的凋敝。不仅如此,还用极不平等政策为城市发展剥夺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即城市化——只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工业化——只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成为市民。
1993年至2002年,是中国农村经济持续走向衰落的10年,农村经济增加值对GDP增长贡献率由60%多下降到了11%；也是中国农民消费萎缩的10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由1992年的30%下降到1997年的12.4%,城乡差距由2:1上升到3.3:1,这是中国由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向出口导向外向依附型经济的直接原因,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在当下存在诸多两难问题的根源。
“三农”出路在何方
在农业问题上,是继续坚持“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经营制度,还是走越南式的“土地私有化”和农民“彻底单干”之路?是走菲律宾式的资本主导(小农破产)农业现代化道路,还是走日韩式的小农组织化主导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或走邓小平期待的“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废除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第二个飞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是走立足本国实现农产品安全之路,或是中国主导区域农产品安全之路,还是依靠国际市场和国际农业组织保障我国农产品安全之路?是做农业大国,还是做农业强国?
在农村问题上,是按照城市化率90%的目标建设新农村,还是按照城市化率70%的目标建设新农村?是进一步以乡补城,还是以城带乡,或是城乡并重?是进一步巩固农村村社村民共同体体制,完善党领导下的村社村民社区民主治理,还是进一步瓦解农村村社村民共同体体制,搞强人经济和强人治理体制?是利用城乡二元体制保护和发展农村,还是利用城乡二元体制进一步剥削农村,或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所谓的城乡一体化?是保护农村文明、创新农村文明,还是农村城市化?是追求共同富裕,还是继续少数人先富?
在农民问题上,是走逼迫农民城市化之路,还是走吸引农民市民化之路?是继续维持农民和农民工“二等公民”待遇,还是给农民和农民工平等的国民待遇?是让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分享全球化的好处,还是全球化分享中国农民和农民工的劳动力红利?
□李昌平撰文 刘龙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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