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鸿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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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车轮没有消弥城市与乡村的经济鸿沟,反而令贫富分化愈发鲜明。农村、农民成为贫困地区和贫穷人群的代称。芸芸众生,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与贫病交加的穷困之户并存,冰火两重的民众生活图景难以成就和谐的大同世界,残酷的现实一次次撞击着社会的稳定基石。于是,当匡济弱者的传统文化被上升为行政力量重新调配资源的一种手段时,“扶贫”便成为破解新时期“三农”难题的一把“手术刀”。它不止为扒“穷”皮而来,更为激活部分村庄停滞的发展进程,也让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残酷法则有了人类文明社会的浓浓暖意。
贫困之痛
有的农民很穷。
在外闯荡30年后,李照阶回到溪口村,身无长物,大埔县青溪镇332省道旁的一间土坯民房是他的全部。
李照阶回忆过去,用“流浪”一词总结自己这些年外出务工的生涯,言语里能听出几分凄惶——他努力了半生,试图改变命运,但到最后,他还是败给了疾病。
李照阶是改革开放以后,当地最早外出务工的那批人之一,30年前的他心思简单直白:“背井离乡换出人头地,最后衣锦还乡。”
1977年,李照阶离开溪口,因为只有小学文化,他进不了国营厂矿,只能四处奔走,出卖劳力。李照阶一度回归了农民角色,经人介绍,他去到龙门县,受雇于当地人,为其照看山上的经济作物。
10多年后,已经50多岁的李照阶才终于结婚,妻子小他15岁,女方家里之所以答应这门亲事,是因为女人是寡妇,还患有癫痫,婚后不能生育。
婚后,妻子常常犯病,为了给老婆治病,李照阶四处寻医问药。他做“雇农”的收入本就有限,老婆的医疗费、四处奔走的路费似沉重的负担,令李照阶窒息。
现年76岁的李照阶一生与贫病纠缠,41岁的丁瑞辉步其后尘。
老丁进城务工的生活并不幸福,去到一座城市做两年,回到溪口,再外出两年,再回溪口。从五金厂的学徒,到师专饭堂的杂役,再到街头的走鬼、拉客摩托仔,老丁近10年的底层民工生涯,收入并不高,还很辛苦。但他觉得,这些再苦,总比回溪口老家要好。
四年前,丁瑞辉的妻子因病去世,为了照顾年迈的双亲,三个没成年的女儿,老丁终止了民工生涯,回归了农民身份。
妻子去世前,丁家的生活有了起色,夫妻二人还回乡盖了两间新砖房,但给妻子治病,老丁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四年后,钱还没还清。
丁家目前六口人,只分到一亩多田地,邻居外出务工,又匀给丁家两亩地,但这三亩地每年的收成只够吃。农忙后,老丁还要去大埔县茶阳镇、青溪镇做临工。临工收入不定,老丁手头很少有余钱,他一个劳力要供养六口人,给父母治病要花钱,大女儿读中学,因为借读,每月要四百元生活费。
生活的重压下,老丁低喘着前行,眼前的生活越不易,越让他怀念以前……
先富带后富
有的农民很富。
80岁的黄秀英老人又回到化州市笪桥镇高志塘村生活。跟随子孙在广州生活也有一段时间了,但她始终不习惯。她说,几十年来,高志塘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生活也日益幸福。
解放前,高志塘村是穷出了名的。解放初,顶着一片反对声,黄秀英嫁到高志塘。此时,这个村里只有6户人家,说是村,其实就是一家人,他们是6兄弟。
这个山旮旯里的小山村,靠着村民一步步打拼,走出了山里,举村迁居广州,成为广东农民离开家园追求幸福生活,实现自我城市化的一个缩影和成功范例。
到2000年,这个250多人的村庄资产达到数亿:在广州成立多家建筑装修公司,拥有房屋4.7万平方米,每月租金收入100万元,有小轿车47辆,大学生30人。
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农民,是如何在繁华的大都市占据一席之地,在省城再造一个高志塘的?
上世纪80年代中,高志塘人在广州干得已是红红火火。村民谢扬声在广州的发展,为高志塘人立足广州创造了先决条件,一批又一批的人携妻带子到广州安家。随着队伍不断壮大,一些由谢扬声带出来的人开始独立创业。一支以高志塘人为核心,人数200多人的油漆大军活跃于广州市的大街小巷。
先富起来的村民们并没有忘记家乡父老,共同富裕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凭借有钱一起赚的团结精神,高志塘人通过“一带一”的形式,让全体村民都在广州站稳了脚,齐齐致富奔小康。
广州的侨乐新村是华侨的商品房,那里是高志塘人最集中的地方,十几户人家聚集在此,成了另一个“高志塘村”。
1990年代,高志塘人已经把广州看作是自己的地盘,从装修、建筑到土地开发,十年间,事业蒸蒸日上,在天河有他们购买的农贸市场,海珠有他们开发的肉菜市场,上下九路有他们的商铺,黄沙大道有他们自建的综合市场,商肆物业遍布广州。
艰苦挨饿的年代已经远去,幸福生活正扑面而来。
两极分化发展暗礁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辉煌成就下掩藏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危险。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有10.19倍。
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个指标,通常用字母G表示,其值在0和1之间。G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一般认为,0.4以上的G值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G值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让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之间逐渐出现裂痕。正是由于基尼系数的逐年升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经济结构调整难以到位。药方并非没有开出,不少学者都认同“限高,扩中,提低”的对策,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全面覆盖社会保障、提高全民教育水平等。但拐点何时出现,是否会出现,仍旧没有答案。
有学者坦言,“未来五年内,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是很难看到的,”“如果经济上陷入衰退,或者经济增长突然降下来了,首先面临的就是失业问题。失业一旦出现,再加上这么大的收入差距,一旦经济发生问题,受到冲击最厉害的往往都是低收入人群。社会分配不公带来的老百姓心理不平衡一旦被打破,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危机。”
■扶贫·饥饿
1942河南大饥荒
因为日军破坏、蒋介石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毁坏良田,再加之天灾,1942年的河南出现严重大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造成300万老百姓饿死。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而国民政府不仅隐瞒真相,还变本加厉地征丁征粮。各县公务人员不放一粒余粮给灾民,看着灾民饿死。
1942年,大灾来临,河南境内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活陷入饥饿境地。灾民们宰杀了他们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耕牛,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割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老婆,最后还是被死神衔去。灾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很快草根也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贫血,瘦弱,生病,然后面部浮肿。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不忍心家人在饥饿中煎熬,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
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
1959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出现饥荒,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1960年,许多地方的耕地被政府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亩产超万斤的试验,这种脱离实际的试验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
同时,百万计的农民被干部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运动当中。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然而,非专业生产单位生产的,只是几乎没有生铁经济价值的劣质生铁或者废铁疙瘩。
这三年中,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直到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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