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公众偶尔也会听说有“体制人”痛陈体制弊端,甚至以身居其位为耻,而这其中,体制内斗的失意者有之,醉吐真言的失态者有之,年老退休的失位者亦有之,却总难寻见仍借体制之便、谋体制之利、倚体制之力的既得利益者将这种罕见的自省意识转化为改革的自觉行动。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个人能够调动多大的体制力量,但如果不能通过利益交换与代偿说服体制内的中坚力量,不能通过制度变革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那么,改革依旧会步履蹒跚。
日前,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88岁的章开沅主动提出辞去“资深教授”职务,并不再享受相关待遇。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在这个圈子里,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得到够多好处了,所以内心很不安,希望改变这个体制。”(3月29日《新京报》)
正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虽然“名不正则言不顺”被视为中国式思维中对秩序井然与程序正义的强调,但是相对于以荣誉、地位、身份为代表的外在之名,以学识、品行、道德为内容的内在之实,往往更为人所看重。于是,“无名之实”彰显的是淡泊宁静,“无实之名”则被斥为绣花枕头。而如果以此来审视章开沅自摘“资深教授”头衔事件,那么如此“反常”之举背后,既是不逐妄利、不慕虚名的学者情操,更是一位耄耋老人在阅尽人世沧桑之后对于“繁华落尽是真纯”人生真谛的透彻领悟。
然而,如果只是将思考停留在如此层面上,我们内心所充盈的不过是对章开沅先生人格魅力的深深景仰。这则消息在榜样效应之外之所以能够赢得更多舆论共鸣,乃是章先生作为“局中之人”,对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种种弊端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反思,
行政色彩浓厚,被认为是现行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的“百病之源”。特别是自十几年前高校扩招开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以来,大学教育在实现发展机会均等和加速社会阶层流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因管理体制更新速度的相对滞后,使自身发展陷入某种困境。
一方面,大学的知识传授与整体社会需求难以完全对接,大学生就业市场供求关系更多表现为结构性失衡,而伴随着为媒体所披露的“拼爹”问题日益凸显,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大量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家庭在付出不菲教育成本的同时,还要承受着不完全公平竞争就业格局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人为划分的高校等级和唯项目、论文等成果论的学术水平评价体系,让急功近利的发展思路,成为某些高校领导者的自然选择。许多大学教师为了能够在职称金字塔上不断攀登,热衷“短平快”,乐写“急就章”——揠苗助长搞科研,让许多成果难以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学有大楼无大师”之叹自然而生。当然,而今充斥于耳的所谓专家、大师并不鲜见,而这终归是消费主义横行下速成而廉价的人才品牌在数量上的简单堆垒——非但不会勾勒出学术繁荣的彬蔚之美,更会流毒学林、贻害无穷。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大学体制大胆揭短的同时,章开沅先生一句“我也既得利益者”的自评,则让这一本只波及一所大学、一个学术领域的事件,最终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地气接通了脉络。换句话说,如果将章开沅先生此举作为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符号,那么,在固有体制的“围墙”之内,在既得利益者往往被作为改革阻滞力量而遭到舆论围攻的时代背景之下,无论是作为一位学界泰斗,还是曾经的大学校长,这种源于个人的“割肉”之举和改革期待,带给围观者的固然首先是夹杂着敬佩与感动的心理冲击,然而,如果将附着在“既得利益者”身上的顽固、保守等道德评价予以剔除,那么章开沅先生请辞事件,能够为公众“消费”的,恐怕还有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能否成为相关领域改革重要推动力量的判断。
推而论之,既然大学不过是“体制”的一部分,而敢于做体制的“叛徒”需巨大勇气与决心,那么,在章开沅先生之外,又会否出现从者云集的壮观景象呢?虽然公众偶尔也会听说有“体制人”痛陈体制弊端,甚至以身居其位为耻,而这其中,体制内斗的失意者有之,醉吐真言的失态者有之,年老退休的失位者亦有之,却总难寻见仍借体制之便、谋体制之利、倚体制之力的既得利益者将这种罕见的自省意识转化为改革的自觉行动。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个人能够调动多大的体制力量,但如果不能通过利益交换与代偿说服体制内的中坚力量,不能通过制度变革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那么,改革依旧会步履蹒跚。
改革的确应该也必须从人改起,但对于章开沅先生请辞等诸多类似事件,到体制之变的最终发生,尚有漫长的道路需要跋涉。以个人自省为起点的改革方式虽然值得期待,却必须辅之以主客观条件的全面成熟。因此,对于改革来说,既需要众声喧哗,更需要一槌定音——来自顶层一整套完整而科学的制度设计。只有以新体制去拆解旧体制的制度对冲,才能推动改革车轮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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