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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瞧不起乡村教师,与老师对抗,抵制学校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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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少年到底在想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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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5年08月18日 来源: 南方农村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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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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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永州宁远县沈家村,近八成村民外出打工,留守的孩子因为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缺乏管束,容易叛逆。图为沈家村小学的留守儿童沈世杰爬上课桌,与外地来的支教老师对峙。 方光明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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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乡村孩子,他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懂得真实的他们吗?他们真的如目前媒介所公开描摹且日益定型化于公众头脑中“弱者”的标签式形象吗?那些被公开化的“个人梦想”究竟是底层孩子们的“真实”表达,还是被外界舆论建构而越位臆断的“虚假代言”?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深入到中国西部农业县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云乡学校进行为期近三个月的驻村研究和后续跟踪。
乡村教师被视为“淘汰产品”
乡间少年对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知识代言者”——底层学校中的教师,更多的是“瞧不起”。云乡学校的少年们用极具蔑视的口吻描述了他们的老师:
农村老师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正如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张洋所言:“他们算什么呢?在这个社会里绝对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所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我敢保证:在他们那批同龄人中,我们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差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
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眼中的读书有用与否的逻辑被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这个社会成功就是看你钱多钱少,说那么多也没见他们赚多少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说实话,他们每天赚的钱还不如我们村里出去给人做‘刮大白’的赚的多呢!”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叶顾这样描述他们的老师。
农村老师的社会配置结构、收入待遇、身份地位以及生活圈子无疑使底层少年更容易从外在习得和内在确认读书的无用性,而这种观念上的无用性肯定导向了乡间少年们对学习的抗拒,从而直接为底层再生产预演作好准备。
40分钟的课30分钟维持纪律
英语老师肖翩实在不想给这帮“讨厌”的少年上课了,一再请求笔者帮忙代一周课。当笔者第一次走进九年级课堂时,新鲜感让平时上课只是睡觉和相互打闹的38名孩子集中起注意力。
但两天以后,这帮少年就渐渐进入到正常的课堂学习节奏之中。笔者刚刚转过身写下一段英语长句,少年就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有的少年开始在课堂上睡觉且不时打出一两声呼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摆出各种不屑的造型望着窗外的高山发呆；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折各种纸花；有的津津有味地看着动漫口袋书；也有人故意迎合课堂节奏,等待着一个词语或一句话从笔者口中说出后,无厘头地来一段调侃,故意博得全班大笑；也有人在回答课堂提问时,把这个机会当成是个人喜剧表演时刻。
笔者估算,如果真正要维持正常的课堂纪律,那么一节40分钟的课至少需要花费30分钟以上,而仅有的稍微安静的几分钟不过是乡间少年们玩累了的时候。这些孩子都知道,他们已升学无望。
寄宿学校军事化管理遭抵制
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除附设的幼儿园以外共有171位学生,其中住校的学生达153人,包括11名因家校距离过远而必须住宿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但云乡学校连一名生活教师的编制都没有,全校所有老师下午放学后都要返回到县城教师公寓或乡镇中的家里,仅由德育主任邓畅及其妻子共同兼任生活教师。
寄宿制学校内部的日常管理是准军事化的,它将一天所有庞杂的学习和生活要素都编码在极度狭窄的每一寸压缩时间段内。少年们总是抱怨:“学校的作息时间太紧张了,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而每天晚上9点钟就要睡觉,你说学校是不是疯了?”笔者反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表早点休息,早上才好准时起来呢?得到的回答是:“这么宝贵的自由时间,我们怎么可能让它白白地在睡梦中度过呢?”“晚上我们总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课程表上了一天课了,就像坐牢一样,睡眠时间总不能再管了吧?有时候我们还会故意说话惹生活老师来,刺激嘛!”“早上其实也起得来,但就是不想起,故意拖着,其实就是讨厌又要按照作息表程序一样地做事,不自由了!”……
对身居农村的底层学校而言,他们清晰地知晓只有在权威性的时间控制上花费更多精力,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然而,少年们对于底层学校管理者这种“良苦用心”的紧凑性时间制度设计充满了主体性的愤怒,他们事实上在用身体行为表达对这种隐性时间控制权力结构愤怒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摄像头下表演以示不满
2013年11月中旬,在县教育局的安排下,云乡学校内安装了8个摄像头。8个摄像头使云乡学校几乎处于完全被监控的全景敞视状态之下,连少年们平时最喜欢待的纯粹私人空间——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的一块空地也都分别被摄像头24小时监控着。
少年们会故意用行动来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有的少年会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在摄像头可监控的空间范围内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师来“抓捕”。但当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拜托,老师,这是糖,要不你也来一支?”
少年们是用一种表演的方式反向成为监视下被灯光包裹的演员,他们用官方期许的行为表演麻痹了官方并形成反控制,同时加速自身“反学校”文化的内在形塑实现着底层再生产。
□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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