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日前表示,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让农民正在背上沉重的“人情债”,“过去看病的支出排在第二位,现在很多农民第二位的支出就是人情礼金。”(6月24日《新京报》)
　　中国是个熟人社会,乡村尤甚。70多年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便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人熟是一宝”。那时的中国,农耕文明占据绝对优势。然而,直到工业化城镇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包括乡村在内的中国社会,仍然难以将“人情”二字从日常生活中完全剔除。特别是对于乡村这个道德共同体来说,其紧密性除了依靠血缘等天然纽带来维系外,在婚丧嫁娶等重要公共活动中,熟人之间通过礼金等经济方式进行巩固,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无论是费孝通所阐述的熟人社会概念,还是乡土中国的系列外在特征,都没有导出“天价彩礼”等如此人情畸态的逻辑必然性。
　　人情负担过重的危害性显而易见。在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背景下,农民收入水平本来就相对较低,如果还要将大笔钱花在“买面子”上,不仅有点得不偿失,距离“缩小城乡差距”的治理目标,更是南辕北辙。特别是脱贫攻坚已到冲刺阶段,因礼致贫、因礼返贫的问题更是值得高度关注。
　　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但现在有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人情支出出现了离谱甚至失控的情况。每隔一段时间,特别是“五一”“十一”、春节等婚庆高峰时段,总会有各种版本的“彩礼地图”走红网络,最高达20万以上,有些还不算房、车等硬件“标配”,宾客随礼钱也随之水涨船高。对于不少普通农家来说,如此沉重的“甜蜜和幸福”显然是难以承受的。出现这种情况,难以将责任简单归咎到某个人身上,文化民俗更不应该背这个锅,法律法规对此类问题往往也是鞭长莫及,但是这道方程并非无解,而是没有找到走出迷宫的正确路径。
　　其实,在治理“天价彩礼”、减轻农民过重人情负担方面,不少地方已经给出了答案。比如在甘肃一些地方,部分村庄出台了彩礼指导标准,对婚宴桌数、迎亲车辆、烟酒等也都设定了“杠杠”。对不遵守的村民,村委会将减免其有关福利。这些措施落地之后,当地彩礼水平从之前的十几万元降到了8万元。通过制定村规民约,依靠制度的硬约束,的确是给人情消费降温灭火的有效手段,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振兴,让俭以养德的文明乡风吹拂大江南北,用情比钱重的正确观念纠正目前出现的诸多偏颇。
　　人情负担重,有多种根源,归根结底,是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在碰撞过程中出现的失序状态和群体非理性选择,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毕竟,人情不是简单的商品,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来定价。如果感情能够用金钱来衡量,那么这种感情也变了味道。相信,大部分农民也是不想在人情消费上花费过多的,但一旦做了“另类”,就会遭到别人的白眼甚至舆论的谴责,甚至难以在村里立足,这样的代价又是万万不能承受,可谓“成也人情、败也人情”。因此,既要有办法,善用“人情”,通过要宣传教育、村规民约等软硬方式来培育文明乡风,也要有耐心,善引“人情”,通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村熟人社会中相对紧密的人际关系和道德体系,成为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而不是拜金主义、奢靡之风入侵乡村的便捷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