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一年一月，我终于开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了。我看了弗兰克的“陀爷传记”，看了陀爷早期的小说，看了他的《白痴》和《鬼》，还穿插着看了一些参考资料。到十一月，我看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桩缠绕心头多年的心事终于有了一个了结。
　　我先说我为什么看不下去。陀爷有一种很特别的“饶舌风格”。陀爷全集有三十卷之多，创造力如此旺盛的作家，身上好像有一个按钮，只要按，他就开始说话。这种“饶舌风格”在陀爷笔下的人物中时常出现，比如臧仲伦译《卡拉马佐夫兄弟》第八百页，阿廖沙拜访霍赫拉科娃太太，霍赫拉科娃太太见了阿廖沙，说：“多时，多时，许许多多时候没看见您啦！对不起，有整整一个星期了吧，啊，不过您四天前还来过，星期三。您是来看丽莎的，我十拿九稳。”
　　阿廖沙进屋，霍赫拉科娃太太连续说了五六百个字：“我总是心急火燎的。我为什么心急火燎呢？我也闹不清。我现在已经什么也闹不清啦。对于我什么都乱成了一团啦。”说完这一大段，霍赫拉科娃太太才问阿廖沙要不要来一杯咖啡。
　　陀爷叙事时，轻松准确，不乏幽默感，但笔下人物说话，时不时就被启动了一个同义反复的按钮。这个按钮随机出现在不同人物身上，指不定是谁，指不定在什么场合，就噼里啪啦来上一段饶舌。据说，有人做过试验，读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所有对话，计算一下用时，再对照小说中的时间线，然后发现对不上。
　　陀爷还有一个特点，喜欢把小说中的人物聚在一起，开一场“英雄大会”，比如《鬼》中写到瓦尔瓦拉家中的星期天聚会，作者强调，这是决定斯捷潘命运的日子，“是我的纪事笔记中最值得注意的日子之一”“这是出乎意料的事件的一天，是过去的事情了结、新的事情开端的一天，尖锐的解释和更严重的混乱开始的一天”“谁也没有想到，一切都得到解决。总之，这是偶然性的惊人汇聚的一天”。
　　陀爷叙述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解说词，好像是为了给他要写的戏剧性场面烘托气氛。我记得纳博科夫对陀爷的批评，说他应该去写剧本，却入错了行，写起了小说。我弄明白陀爷在《白痴》和《鬼》中用过的“戏剧性聚会”技巧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以往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最长的地方也就停留在第一百二十页左右，那是第二卷结束的地方，修道院中的家庭聚会写完了，人物亮相了，我已经被饶舌的对话和啰唆的行文弄晕了，却发现故事还没有开始。
　　饶舌，即叙述或者对话中的同义重复，还有刻意安排的戏剧性场面，这是我读陀爷小说读不进去的两个障碍，看清楚这两个障碍，并且把它们视为陀爷的特点，我也就心平气和地忍耐下去了。
　　还有一个障碍，来自作家的相貌。有一个法国外交官，当年在圣彼得堡见过陀爷，他对陀爷的描述是这样的：
　　那是一张普通的俄罗斯农民的脸，他的鼻梁塌陷，小眼睛在弓形的眉毛下眨动，眼神时而阴郁时而温柔，他的眉毛很大，上面凸凹不平，他的额头也是塌陷的，就像被锤子砸过一样。所有这一切特征在扭曲与塌缩中被引向他那张痛苦的嘴。我从未见过哪张脸能这样表露如此之多的苦楚经历，他的眼睑、嘴唇、所有的肌肉纤维都在紧张地抽动。
　　这是陀爷在社交场合比较正常的状态，如果癫痫病发作，他的样子会更吓人——满头是汗，口吐白沫，眼睛凸出眼眶。陀爷九岁时癫痫病第一次发作，写作旺盛时期，癫痫病发作很频繁，发作一次就得缓好几天才能继续工作。这个病还遗传，陀爷的一个儿子，三岁时癫痫发作而死，给陀爷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陀爷的一脸苦相让我望而生畏。作家的相貌会不会影响读者呢？苏联时期有一位作家索尔仁尼琴，他的相貌也让我感到压力。你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都是大胡子，我觉得还没啥压力，那为什么索尔仁尼琴让我感到不适呢？这不是相貌问题，这是形象问题。
　　索尔仁尼琴有一种高调的道德感，恨不得他就是人民的悲剧的见证人，他当之无愧，但高调的道德感会让人不舒服，我这样的小资小文人本性的读者，就会感到不适。陀爷也有一种高调的道德感，书中人物总是略有点儿病态，性格很极端，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地谈上帝，他所谈论的苦难和救赎，带给我一定的道德压力，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对高调道德感的作家总有点儿本能的排斥。
　　我读陀爷，采用了迂回战术，先从英国作家奥兰多·费吉斯的《娜塔莎之舞》看起，对俄罗斯文化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然后看约瑟夫·弗兰克的“陀爷传记”，弗兰克这套陀爷传记五大卷，一九七六年出版第一卷，到二〇〇二年出版第五卷，写作跨度二十六年。中文版引进之后，也是一卷接一卷地出版。其中第五卷长达一千页，花了两百页讲解《卡拉马佐夫兄弟》。这种体量上的压迫感实在太强大了。
　　我读得比较认真，除了弗兰克的这套陀爷传记，我还找了其他的参考书。《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和第六卷，用陀爷自己的话说，是“全书的最高点”，大概是道德论争的最高点。在第五卷中，就有伊万向阿廖沙讲述的“宗教大法官”故事，第六卷中有佐西玛长老圣徒传一样的故事，这两段插曲是陀爷在表述自己的宗教思想。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卷，我找来两本书看，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一本是《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实话，基本上看不明白——也不是完全看不明白，而是始终带着隔膜。我能理解所谓“严肃性”和“宗教性”是俄罗斯文学的特点，我也能明白“上帝和魔鬼斗争，战场就在人的心中”“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就被允许了”这样的问题困扰着德米特里和伊万。
　　我的阅读过程中时常受不了陀爷的感情用事。陀爷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一个荒唐人的梦》，第一人称叙述。“我”要自杀了，晚上，回家路上遇到一个小姑娘，小姑娘拉着这个“我”要去救妈妈，但“我”弃之不顾。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昏睡过去，梦中到了一个天堂一般的地方，早上醒来，把要自杀用的手枪推开，领略到了生命的意义，“我”要到处去宣传，要爱一切人。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九卷中，德米特里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草原上，瘦弱的母亲没有奶水，孩子在啼哭。德米特里感到自己心中涌起了一股从前没有的大慈大悲：“人们为什么穷？娃娃为什么穷？草原为什么光秃秃的？为什么他们不互相拥抱，互相亲吻？为什么他们不唱快乐的歌？”米佳说，但愿从这一刻起，任何人不再流泪。他头天晚上还在饮酒作乐、醉生梦死，做了个梦就忽生慈悲之心。我当然相信陀爷心中始终怀有这样的慈悲，但让笔下人物经由一场梦，就发愿去改变，这也太感情用事了。
　　□苗炜（选自《我终于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