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成为严苛命运之网的漏网之鱼，纯属偶然。在过关斩将的道路上，我随时会被击倒或毁掉。当然，过关的人可能也是另一个人，不少同学不缺少天资，也不缺少理想和苦斗，只因为一次不成功的考试，就被淘汰了。
　　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读的乡村初中，没有几个人能考取普通高中。其最大的贡献就是源源不断地向珠三角输送牛高马大的打工仔和心灵手巧的打工妹。该校的老师都有本事把教学当成了业余或副业，他们各怀绝技。譬如语文老师，他有一手绘制美术字的绝活，在县内外大名鼎鼎，公路旁，厂房边，农村的泥墙，随处可见他用石灰浆刷写的美术大字：“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诸如此类。生物老师是出没两广的猪崽贩子，他牵肠挂肚的是猪栏的猪崽而不是学生。有一次，他突然敲一下脑袋，想起猪崽忘了喂食，把课本一扔就跑了，扔下一句话：“大家自习吧，都呆在课室里，别乱跑！”历史老师兼班主任刘芳连秦始皇是哪个朝代的人都搞不清，但她绝对是一位天才的裁缝师和杰出的推销员，她把生意理所当然地做到了班上：班上的十二名学生官，自班长以降，每人订做一套“官服”，每位“官员”交十三元钱。我不幸做过学习委员，我说，我拿不出这笔钱，老师您把我撤了吧。
　　当我数年后从县城的某高中毕业，班上考上本科的只有我一人，另有七八个同学读专科。大多数同学在残酷的命运壕沟前仆倒而万劫不复。也许，我身上集中了所有乡村兄弟的痛苦，以至于不堪重负？我将自己想象得太崇高了。我能成为严苛命运之网的漏网之鱼，纯属偶然。在过关斩将的道路上，我随时会被击倒或毁掉。当然，过关的人可能也是另一个人，不少同学不缺少天资，也不缺少理想和苦斗，只因为一次不成功的考试，就被淘汰了。更可怕的是，乡村学生的基础太差，注定不可能在任何一次考试中获胜。其中的关键所在，我思考了二十年，并在我的长篇小说《桃李不言》有所体现。乡村学生的命运凸现了巨大的悲剧性和不公平，这跟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生活在中国乡土最低层的农民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从来没有过更多的希望。即使在今天。
　　那些在乡村初中怀揣着梦想的乡村少年，他们迟早要被击倒。这没有办法。初中只不过是一个金鱼缸，他们不可能逾越那个近似于无形而透明的玻璃器皿。这就是界限和宿命。我想起山坡下的一处鱼塘，那些塘鱼将被养肥而网捉，终以不同的烹调方式端上餐桌。它们在欢快地游动，而不知道仅隔着一道塘堤就是开阔的石湾河，河流将在下游汇入粤西最大的河流鉴江而最终汇入大海。只有洪水泛滥时漫过塘堤，才会逃之夭夭并获得自由。我就像这样的一尾鱼。
　　乡村初中的学习环境、师资教学及学生自身的局限，注定了这样的结局。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学生要想学有所成，就像物理老师梦想制造原子弹一样虚妄，比生物老师要通过贩猪崽成为全镇首富一样艰难。
　　我读高中时放弃了画家梦，开始写作。写作的动机很单纯，就是为了活命。我写诗起步，以最浪漫的方式解决了最现实的问题。那时，我不知道在这个时代做一个诗人，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不太浪漫。我在对诗学的求索中，领悟了爱就是祈祷，宽容就是力量。也许这就是生活的真谛。通过写作，我发现了忧郁的根源，也发现了爱的源泉。生活归根到底是荒诞的，这种荒诞无处不在，这就是我们的共同处境。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出路，生命的价值正在于对抗荒诞战胜虚无，在不可能的处境中寻求可能的自由。写作是次要的，但写作也是自我教育的途径，我可以通过写作达到人的完善乃至自我完成，通过写作实现人的自由。
　　在县城读高中时，我逐渐变得乐观。有一种力量在我身上孕育并生长，并慢慢显示出来。我在乡村初中因衣衫褴褛和粗茶淡饭遭到嘲笑养成的自卑，犹如石膏铸成的外壳在缓慢地粉碎。这得益于文学甚多，我的写作距离真正的文学仍很遥远，但微小的荣耀让我慢慢建立自信。不能简单化地称之为虚荣，这也是一种力量。也许，高中生比初中生更懂得尊敬灵魂的力量。一九九四年九月，邮递员将一个大信封交给我，我拆着信封的手在颤抖。这是一九九四年第九期的《作品》杂志，刊登了我的处女作《民间》，那是重要的时刻。责任编辑是温远辉先生。他过世了。
□黄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