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关税战的冲击波袭来，农牧行业也无可幸免地遭受震荡。从大豆进口成本激增到肉类出口通道收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暴露出产业链的脆弱性，也倒逼着行业以刀刃向内的态度，重新审视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自1979年外资叩门饲料市场以来，历经9个五年规划发展，农牧行业既身处跌宕起伏的市场周期，又面临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以十年为刻度来丈量农牧行业的成长，在每一个十年里标记出领军企业的位置，在这些沉浮轨迹里，可以领略创业者筚路蓝缕的胆识、守业者穿越周期的谋略，寻找韧性生长的密码。
　　在农牧行业走到第五个十年的半程，回望过去，正是为了远观未来，朝着百年基业的目标砥砺前行。
南方农村报记者 肖婉琦
第1个十年 乘风而起
　　改革开放的春风掀起了市场经济的奔涌大潮，也翻开了中国农牧行业现代化发展史册的扉页。
　　开篇者是第一家投资中国的外资企业——正大集团。1979年，华裔企业家谢国民作为泰国正大集团第二代掌门人，带着1500万美元，拿下深圳“0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1984年，正大集团在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化饲料厂投产；1985年，在上海建立肉鸡养殖加工一体化企业，后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合资公司。饲料工业是发展畜牧业的基础。正大集团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理念，被视为国内饲料界的“黄埔军校”。
　　春风吹来了外资活水，唤醒了本土希望。
　　1982年，青年刘永好放弃教职，奔着改革开放后的肉蛋市场，在四川农村和三个哥哥养起了鹌鹑。4个大学生通过所学技术，将鹌鹑蛋的生产成本降了一半，很快赢得了全国市场。1986年，养殖场年产鹌鹑达15万只，刘氏兄弟为之命名“希望”。
　　彼时，正大饲料几乎占据了猪饲料市场的半壁江山，许多农户买饲料要排很久的队。这让刘永好认识到，占据产业链上游才能拥有更大的市场话语权。他毅然放弃鹌鹑养殖，投身饲料产业。1987年，投资400万元的希望饲料公司落成；1989年，“希望牌”饲料开始上市。质量不输对手、价钱却便宜很多的希望饲料，只用了3个月便超越了正大饲料。一轮价格战后，希望饲料确立了猪饲料市场的霸主地位。从1989年到1993年，通过经营饲料，公司净资产从1000万元积累到1亿元。这是日后新希望集团成立的基石。
　　1983年，两家孕育未来“龙头”的养鸡场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家位于福建光泽县，退役军人傅光明舍弃“铁饭碗”，贷款2万元创办养鸡场，不久后发展出全省最大的鸡苗孵化地。圣农集团发轫于此，专注养鸡的傅光明后来成为“中国鸡王”。
　　另一家诞生于广东。新兴县食品公司干部温北英停薪留职，和儿子温鹏程一起，联合同村共七户八人集资8000元，以股份制形式创办了簕竹鸡场，这便是温氏集团的前身。1985年起，为扩大养殖规模，簕竹鸡场号召员工投资入股，逐渐形成“全员持股制度”，同时，开创“公司+农户”商业模式。1989年，肉鸡销售市场低迷，鸡场将“代购代销”改为“保价收购”，既保护了农户的利益，也保护了农户与公司合作的积极性。温氏“齐创共享”的企业文化由此而来。
　　市场化浪潮下，养殖致富的神话不断上演。
　　中专毕业的四川小伙刘汉元依靠养鱼技术，带领乡亲们走上了致富路。1982年在眉山县水电局工作期间，他发明了“渠道金属网箱式流水养鱼”，创造了四川养鱼史上前所未有的高产纪录。该项技术被列入国家科委“星火计划”和农业部“丰收计划”，在全国推广。随着养殖规模扩大，饲料出现明显短缺。1986年，刘汉元在家门口创办了眉山渔用配合饲料厂，即通威集团的前身。这一年，他只有22岁。
　　1988年，河南人侯建芳创建雏鹰养鸡场，之后发展出“公司+基地+农户”的雏鹰模式。他靠养鸡起家，后靠养猪发家，一手打造的雏鹰农牧集团日后成为“中国养猪第一股”。
第2个十年 下海弄潮
　　进入1990年代，中国农牧行业迎来意气风发的第二个十年。
　　作为当年北京农学院第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邵根伙选择辞职创业，踏上时代潮头。1993年，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从“两个人、两间房、两万元”开始，这家主营饲料、以科技为核心的公司，不断发展为涵盖种业、食品、饲料、农业互联网、动保、养殖等大农业全产业链的大北农科技集团。
　　1995年春天，在辽宁沈阳，由一名博士、四名硕士、两名学士组成的一个青年团队决定为理想而创业：打破外资企业垄断，打造中国饲料名牌。核心创始人金卫东1989年硕士毕业后留在沈阳农业大学任教，1991年南下加入深圳正大康地公司，1994年已是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亚洲区副总裁助理。但在一年后，他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邀约伙伴共同创立禾丰牧业，生产预混合饲料。
　　这个时期的南方大地，创业热潮更是澎湃人心。
　　江西青年林印孙在1985年成为临川饲料厂厂长，十年后奔赴“下海”。1996年，通过招引外资，他创立了永惠饲料公司，也即正邦集团的前身。
　　另一名江西青年鲍洪星则在1990年掌舵赣南饲料厂，1998年，他带领赣南饲料厂改制，成立华利饲料有限公司，这便是双胞胎集团的起点。
　　此时，这两名经历相似的“江西老表”还不知道，20多年后他们将上演“不是冤家不聚头”的戏码。
　　正当全国鸡饲料与猪饲料蓬勃发展之时，在广东农科院从事鱼虾饲料研究工作的薛华抓住了水产饲料这个薄弱环节。1998年，他辞去公职，创立广州海大饲料有限公司，从事水产预混料研发、生产和销售。这家同样以科技立身的企业，日后成长为饲料销量位居全球第一的海大集团。
　　这一时期，江浙地区已有创业者闯入特种水产饲料这个细分赛道。1996年，在中国水科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工作的张邦辉选择下海，与师兄吴天星一起成立余姚市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构筑未来的天邦食品。
　　而饲料界的“希望”走到1997年已是新希望集团，1998年成功上市，并率先开拓海外市场。1999年4月，新希望集团在越南胡志明市投资建立了第一家海外工厂。
　　1997年，通威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水产饲料生产企业，饲料年生产能力近100万吨，市场占有率达到25%。
　　锁定这十年，将目光继续投向产业链中游，可以看到养殖致富的梦想照进了另一名河南青年的现实。这个名为秦英林的年轻人，1992年放弃城里的“铁饭碗”，与妻子钱瑛一起返乡，创办了内乡马山养猪场。畜牧专业出身的他研发出第一代猪舍，从22头仔猪开始，探索“自繁自养一体化”发展模式。1997年，养猪场年出栏生猪达到1万头。2000年，河南省内乡县牧原养殖有限公司成立，这便是如今“猪中茅台”牧原股份的前身。
　　就在牧原发展“自养”模式之时，温氏开始扩大“代养”领域。1994年温鹏程当任温氏集团董事长后，完善“公司+农户”模式并将其复制到养猪、养鸭上。1998年，温氏合作农户达到8500户。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温北英提出一项具有前瞻性的举措——簕竹鸡场与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系达成技术合作，并出让10%股份。在模式驱动和文化驱动之外，技术驱动同样重要。
　　对于同样养鸡的傅光明而言，1992年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一年，他从荷兰进口了一套先进的冻肉加工生产线，实现了从屠宰到分割到包装一条龙的鸡肉加工服务。正是这条伸向产业链下游的加工线，令企业于1994年与肯德基签订长期合作协议。1999年，傅光明的养鸡场年产量达上百万只，公司更名为“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成为麦当劳、德克士、汉堡王等连锁品牌的供应商。
　　从养殖业下游闯出来的创业“新星”，还有安徽人祝义财。辞职下海的祝义财瞄上了低温肉食品市场，1991年在合肥创建华润肉食品厂，1993年成立南京市雨润肉食品公司。1996年，国企改制如火如荼，祝义财抓住机遇，并购了总资产7000万元的国企——南京罐头厂，从此底盘实力发生质变。
第3个十年 持续扩张
　　1990年代，圣农从养殖到加工的产业链条延伸，是本土农牧企业迈向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动作。进入2000年后，在农牧行业发展的第三个十年里，一批领军企业开启了全链条发展的扩张阶段，这也是农牧行业巨头成长的关键十年。
　　走专业化，还是走产业化？当业内还在讨论时，最初放弃鹌鹑养殖进军饲料的新希望，已经开始全产业链业务布局。2001年，在农牧饲料业、金融、服务等产业链上游B端业务发展基本完善之时，新希望向产业链中下游的养殖环节、食品深加工环节延伸，投身乳制品行业成立新希望乳业，壮大C端业务。2005年起，新希望与山东六和强强联合，2011年重组形成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最大的集饲料、养殖、食品加工为一体的农牧上市公司。
　　率先延伸产业链的圣农，在继续进军食品的转型中找到了“第二曲线”。圣农围绕大食品战略布局全产业链，2003年成立福建圣农食品有限公司，开始从原料供应转型做深加工食品，随后从B端向C端拓展。
　　温氏也从屠宰加工逐步走向食品领域。进入2000年，温氏黄鸡养殖年出栏量超过1亿只，公司决定延伸产业链，开始探索黄鸡屠宰加工业务，在新兴建设了第一家肉食品加工厂，从此稳定供应香港冰鲜鸡至今。除了禽类深加工，同期还开拓奶牛养殖和乳品加工销售业务，逐渐构建起温氏食品业务板块。
　　以饲料起家的禾丰牧业，则在2006年引入外国股东，与荷兰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之一德赫斯集团合作，而后于2008年开启肉禽产业化业务。
　　对于牧原，这十年间的扩张，一方面是猪舍迭代升级、养猪规模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向产业链下游延伸。2007年，牧原研发出第九代全封闭式现代化猪舍，实现了通风自动化、温控自动化、饲喂自动化和冲粪自动化。在高度自动化环境下，一个饲养员可养3000头育肥猪。2008年，牧原养殖与龙大食品合资成立河南龙大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牧原养殖持股40%，开始向生猪屠宰及加工销售业务拓展。
　　在这个十年里，2006-2010年猪周期影响引人瞩目。受2006年暴发的高致病性蓝耳病影响，生猪出栏、存栏双降，猪价快速上涨。在2006-2008年上行周期内，2007年上半年生猪均价11.37元/公斤，同比涨幅45.2%，较2004年历史高位还高2.5元/公斤。
　　接住这轮猪周期红利的企业中，就有以饲料起家的正邦集团。2003年，林印孙斥巨资收购江西养猪育种中心，开启生猪养殖之路。乘着猪价上涨的东风，2007年8月，正邦集团通过其控股的正邦科技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正邦科技上市后继续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布局生猪养殖等业务，并逐步提升业绩。2009年，随着江西正邦食品有限公司成立，生猪产业链全线贯通。
　　而在这一时期，一位野心勃勃的“猪肉大王”走上了堪称豪赌的跨界扩张之路。创办雨润食品的祝义财在2002-2003年收购了多达20家国有企业。2003年，祝义财成为江苏首富，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27位。2005年，雨润食品在港交所上市。2006年，雨润集团成立，在跨界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先后进入地产、物流、旅游、金融等诸多领域，但也为日后的坍塌埋下了隐患。

第4个十年 “猪王”争霸
　　进入2010年后，农牧行业在发展的第四个十年里，接连碰上食品安全危机、环保政策加码、非洲猪瘟疫情等挑战，行业门槛大幅提高，倒逼整个行业向规模化生产、高质量发展转变。
　　2013-2014年，《禽畜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继颁布；2015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修订版正式实施。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后，猪肉产量连续两年下滑超过3%。
　　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后，生猪产能断崖式下跌，2019年生猪存栏、出栏同比分别下降27.5%、21.6%，猪肉产量同比下降21.30%。
　　环保压力和猪瘟重创之下，应对乏力的中小养殖户不得不退场，温氏的“公司+农户”模式也面临挑战。2018年，温氏成为国内首个生猪出栏量超过2000万头的养殖企业，出栏量达到2230万头，但随后两年出栏量呈现明显滑坡，2020年急剧缩减至955万头。
　　2018年生猪产能下跌后，多项保供政策出台，巨头纷纷站上风口养猪，行业集中度持续提高。
　　牧原的自繁自养一体化模式，让饲料、饲养、运送、屠宰等环节处于高度闭环与可控状态，因此得以避免非洲猪瘟的超高病死率。抓住机会的牧原开始扩产，2020年生猪出栏量突破1800万头，一举赶超温氏，成为新一代“猪王”。
　　正邦科技迎头追赶，斥资进口11120头优质种猪，填补市场空缺。2019年生猪出栏量达578.4万头，2020年扩张至955.97万头，成为国内仅次于牧原的第二大养猪企业，被冠以“江西猪王”之称。
　　像新希望这样饲料、养猪、屠宰全产业链覆盖的巨头，也具备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2018年猪产业收入32.25亿元，同比增长27.85%。2020年生猪出栏量829.3万头，与正邦科技、温氏等居第二梯队。
　　“养猪新手”双胞胎轻装前进、弯道超车。原本主营饲料的双胞胎于2017年进入养猪赛道，2018年生猪上市150万头。通过大力发展“公司+农户”，2020年公司生猪上市520万头，跃居行业第五。
　　挤上风口的还有天邦食品。天邦食品于2013年通过并购开启生猪养殖业务，2016年进军生鲜食品领域。在非洲猪瘟背景下，公司采取轻资产的扩张模式，一方面对合作农户进行筛选，仅保留经改造后满足生物安全要求的家庭农场，一方面大力发展租赁育肥模式，由社会资本按照公司要求建设较大规模育肥场，公司支付租金并派驻员工进场育肥。2020年，天邦食品的生猪出栏量307.78万头，成为“浙江猪王”。
　　这轮扩产潮中还冒出了一匹年轻的“养猪黑马”——2011年才成立的傲农生物。创始人吴有林以猪饲料起家，将重心放到乳崽猪饲料上，走差异化路线。2014年涉足生猪养殖行业，实行“饲料+养猪”双主业发展战略。2017年，傲农生物在上交所上市。乘着行业东风，2019年开始扩大养猪规模。傲农生物2018年生猪养殖规模不过42万头，到了2022年已经扩张至519万头，被外界称为“福建猪王”。
　　在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十年里，也有行业巨头在高歌猛进中跌落神坛。
　　2010年风光上市、成为“养猪第一股”的雏鹰农牧，在2019年因资不抵债而黯然退市，还发生拖欠代养费、断供饲料致大批生猪饿死等事件。问题源于激进扩张。2012年起，雏鹰农牧共进行16起并购事件，涉及多元金融服务、区域银行、调查和咨询服务、经销商和特殊金融服务等行业，共计65.8亿元。2014年开始出现净利润亏损。2015年起公司负债暴增，到2018年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
　　从千亿营收到负债千亿，激进扩张的雨润集团也一步步走向至暗时刻。2010年起，雨润食品斥资约40亿元，在全国各地建厂房、投厂房、买设备，这笔投资直接造成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值转负。与此同时，雨润集团其他产业业绩不佳，主业受到副业拖累，亏损不断加剧。加上2011年“瘦肉精”、2012年“合江县火腿肠”等负面事件影响，2011-2014年业绩一路滑向谷底。2015年，祝义财被检察机关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直到2019年才重获自由。2020年，面临重整的“雨润系”账面总负债已达千亿元。
第5个十年 圈地豪赌
　　2018年极端行情下，一众巨头在生猪养殖上重资加码，殊不知，这已为下一轮猪周期深度亏损的叙事埋下了伏笔。资本大量入场，使得传统周期概念不断弱化，而散户与规模猪企走在猪周期谷底的分叉路口——散户承压去产能，猪企边亏损边扩产。有券商研报指出，2023年初以来，生猪养殖行业呈现“深亏损、高负债、慢去化”特征。
　　各地“猪王”深陷赌局而不甘退出，赌的就是自己熬得住、熬垮“猪队友”。这本质上是一个跑马圈地的赌局，赌赢了才能占领更大市场。
　　“猪王”牧原一边亏损一边加大融资。2023年，公司亏损42.63亿元，股价相较历史最高点接近腰斩。牧原在当年底抛出多个融资计划，包括发行50亿元超短融和30亿元中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1300亿元授信额度等等。这在外界看来似乎有大存大贷的嫌疑，但对于坚持“全自养”的牧原而言，扩大养殖规模必然要斥资建设猪舍等固定资产。2024年6月末，牧原实现扭亏为盈，此时其固定资产已飙升至1089.85亿元。2024年，牧原的生猪出栏量达7160.2万头，占全国生猪总出栏量的10.19%，稳居行业第一。
　　鸡肉市占率居第一、猪肉市占率居第二的温氏，在2024年实现营收突破千亿。此前，温氏也因快速扩张而遭受巨额亏损，2021年、2023年分别亏损134亿元、63.9亿元，累计亏损接近200亿元。随后，温氏逐步转向稳健经营。2024年，鸡猪双主业销售创下历史新高，公司营收1048.63亿元，同比增长16.64%，归母净利润达到92.30亿元，实现扭亏为盈。
　　新希望则在2021年出现上市以来首次亏损，归母净利润为-95.91亿元，同比减少293.98%，亏损金额接近2019年和2020年的净利润之和。拖了整体业绩后腿的主要是猪产业，该板块全年营收172.03亿元，同比降幅达30.57%，毛利率低至-21.20%。这无疑是快速产能扩张的后遗症。2019年之前，新希望的养猪业务营收占比还不足5%，但到2020年已增长至22.56%，在整个企业营收占比仅次于饲料板块。伴随快速扩产而来的还有债务问题。2016年刚启动生猪业务时，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1.66%，到2023年已飙升至72.28%，达到历史高位。
　　巨亏之下，新希望从快速扩张阶段全面转入稳健运营阶段，推进“瘦身化债”，剥离部分非核心业务“回血”，聚焦饲料与生猪养殖屠宰两大核心业务。在公布2021年年报的同时，新希望公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股权激励计划，将共计8274万股授予2500多名骨干员工，占总股本的1.84%，按当日收盘价14.72元每股计算，总市值达12亿元。这成为新希望传达共创共享目标、巩固核心能力、稳定核心团队、壮大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重要信号。连亏三年的新希望，在2024年扭亏为盈。
　　变局之中，赢家非铁打，输家如流水。在这场巨头纷纷加码的赌局里，已有三个地方“猪王”落败出局。
　　“江西猪王”从风口飞起不久便开始坠落。2022年7月，正邦科技因资金链断裂致多地代养户断料风波引发广泛关注，有代养户在社交平台发布“猪吃猪”的骇人视频。2023年，正邦科技破产重整，接盘者恰是林印孙的“江西老表”——曾被他嘲笑为“胆小鬼、土包子”的鲍洪星。至此，“江西猪王”易主双胞胎集团。2024年，双胞胎的生猪出栏量达1770万头，跻身行业第三。
　　“福建猪王”也陷入困局。猪价持续低迷时期，傲农生物激进扩张埋下的隐患集中爆发，2021-2022年共亏损25.59亿元。2023年，傲农生物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达103.69%。2024年2月，傲农生物被债权人申请重整。
　　“浙江猪王”主动暴雷申请重整。2023年末，天邦食品资产负债率为86.73%，尽管此时生猪产能已达700万头，但养得越多亏得越多。2024年3月18日，天邦食品公告称，鉴于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
　　三大“猪王”的困局，表面是债务问题，实质是成本控制问题。天邦食品2023年四季度育肥完全成本高达16.6元/公斤，傲农生物2023年前6个月整体养殖平均成本为19.83元/公斤，即便是完成债务重组的正邦科技，2024年四季度的养殖成本仍达15元/公斤左右。而牧原、温氏、新希望2024年的生猪养殖成本已降至14元/公斤以下。
　　降本、增效、提质，这是熬过寒冬的幸存者传来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