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君
户籍人口5000的劳村,地处经济发达的顺德乐从镇。虽然被贴有“富可敌县”的标签,但事实上,3年前,劳村就因经济管理不善负债近2000万元,这直接导致当时村委班子的垮台。今年,围绕2亿元贷款担保责任、现任村主任政绩优劣等问题,村内两位竞选人及两派选民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选战,至今局势动荡、结果待定(见今日本报第4版)。
农村基层选举的不断推进和嬗变,首先发轫于农村家庭经济的改革。尤其是近些年,在珠三角等地区乡村城市化日益泛化,乡村经济与收入结构复杂的背景下,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和权势结构的进一步合理介入、重构或改造,以及村民民主权利意识的激活与加强,这为村民组织的变化提供了现实和思想基础。
而劳村村民选举引发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这显然是一些人始料未及,但又是在意料之中的现象。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只要有权力存在的地方,就会有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而矛盾和冲突并不可怕,关键是把这些矛盾和冲突置于制度安排的框架之下。换句话说,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法律法规,即使有激烈的争议,甚或家庭分裂,“妻离子散”,也是可以坐而论道,消解危机的。
正如顺德劳村选战这个中国乡村社会选举文化和民主政治的一个切片一样,无论是致富能人PK政绩平庸者,还是平民PK富人,其中竞选人虽然有能力强弱、财富多寡等之分,但只要符合选举条件和法律程序,均无可厚非。
我们更欣喜地看到,这些村民的选举意识异常强烈,参与和深入程度之高也相当少见,两位竞选人的表现虽有过激等不足之处,但面对不同的争论都表现出了克制、理性和包容的品格。透过激烈的竞争,我们也不难看到民主社会的星星之火:以利益分化为基础的,以争取民心为导向的,以法律条约为攻击武器,同时以乡土社会为改造对象。
选举的结果虽然重要,选举的民主程序更不容忽视,也就是说选举不仅要注重结果,更要强化程序民主,体现民众意愿,让每个群体都有机会参与选举,让其自行表达自己的价值和利益诉求。不同诉求必须在民主程序和制度监督之内进行折中平衡,取其最大公约数。这应当是目前村民选举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
而实际上,目前在各地的乡村选举中出现的诸如贿选、骂战等光怪陆离的暴力和非暴力现象——这些都在劳村选战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了——都说明基层民主过程中,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缺失,归结一点则是民主制度安排和执行上仍然存在软肋。例如,以反腐查帐赢得村民信任的钟满成走上村委会主任岗位后,在面对集体土地出租、贷款担保官司等问题时,也存在村务不公开、决策不民主的现象。这或许不能将原因完全归结与个人操守和品行,更多的是现有民主制度的缺陷。
而这些跟台湾的选举又何其相似。每逢选举年,台湾社会就会出现许多“癫狂”症状:暴力恐吓事件迭出,族群撕裂,夫妻反目,精神抑郁……结局就是工具主义指导下的选举至上,民生遭殃。
至于要避免选举中出现的家庭和族群割裂等问题,笔者以为,首先应真正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再就是理顺利益表达机制,以及选后的权力分配模式,要让村民敢于说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并真正掌握决策和监督权。还要完善选后村委会主任“组阁”制度,杜绝选举权虚化,投领导所好,争取上级的提名和任命,任人唯亲、权钱交易等现象,促进家族、民间宗族组织等传统社会资本,向崇尚法治、平等竞争的现代社会转型,实现选举的良性竞争和民生利益至上的终极目标。
民主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的选举参与、依法抗争等政治参与活动,正在把老实巴交的“顺民”、爱顶撞权威的“刁民”塑造成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虽然目前村民选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应当明白,推进民主都是有代价的,也是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的。
笔者相信,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乡村民主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选民理性素质的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民主化和现代化将会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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