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村治创新都想扩大群众参与 |
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聚焦温岭、青县、蕉岭三大模式
|
|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11月10日 来源: 南方农村报 |
|
作者：王宏旺
|
|
 |
| 鄢烈山:在法律框架之内干实事,落实比什么都重要,比争什么东西都重要。“四权”里面最重要的是知情权,我把你选出来的,我监督你,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你要我讲话,所以表达权也包括了,如果决策不对,我来监督。 |
|
|
□本报记者 王宏旺
翻开中国地图,连线温岭、青县和蕉岭,略现等腰三角形之状。这三个县级单位,也有着惊人的相似:面积都约等于中国国土面积的万分之一,都处于所处省份的边界。
地理禀赋相似之外,三个地方推行的社会治理创新——如今被人们简称为温岭模式、青县模式和蕉岭模式,也有着共同之处:都是党的机构推动,都旨在扩大群众参与,都强调权力制衡。
因此,当这三种模式的推动者共聚一堂,畅谈农村社会治理之时,不免因为志同道合而惺惺相惜。不过,激烈的争论也正是发生在三者之间,青县模式的推动者赵超英认为,应当在体制内挖掘资源、进行创新；而蕉岭模式推动者卢尧生和温岭模式推动者陈奕敏显然已经在体制外大做文章了……
三模式各有侧重
温岭市国土面积为920平方公里,青县则是968平方公里,蕉岭县为960平方公里,都略等于中国国土面积的万分之一。温岭东临东海,青县北接天津,蕉岭县毗邻福建,三个地方都位于各自省份的边界。地理禀赋如此相似的三者,在不同时间又各自创立了一种社会治理模式。
从温岭市举行第一次民主恳谈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年。陈奕敏,这个温岭市宣传部理论科科长,在名片上抽去了官衔,而是印上“温岭市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字样。
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是温岭模式的两大支柱。与蕉岭、青县从村庄着手进行治理改造不同,温岭一开始是在镇一级进行民主恳谈会,然后向下扎根村一级,向上延伸到市里的部门。
陈奕敏把温岭模式十年的路程归纳为三个阶段:从1999年到2000年为原创阶段,镇里召开民主恳谈会时,要提前5天通知,民众自由参与；从2001年到2004年为深化阶段,从恳谈会上解决单个群众的问题,过渡到解决公共事务问题；2005年至今,则为发展阶段,在镇一级推行参与式预算,在温岭市的交通、水利等部门也召开民主恳谈会。
陈奕敏认为,蕉岭县推行的干群对话会,与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旨在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只不过,干群对话会是在村一级进行。
青县模式最早是在2003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人士在《党建研究参考资料》上撰文提出,现河北省沧州市委组织部部长赵超英为主要推动者。按照赵超英的概括,青县模式的内容为:党支部由舵手变为向导,村民代表会议由小贩变成老板,村委会由老板变为经理。
而蕉岭模式则由媒体提出。蕉岭县纪委在2007年开始推行该制度,它的内容是:通过干群对话会定期向村委会问政；设立村务监事会,强化对村庄事务的监督；设立村民代表会议召集组,增强村民代表大会的独立性。
与蕉岭县尝试在村里设立村民代表会议召集组相同的是,青县在村民代表会议(下称村代会)设立主席,由主席负责召集村代会,主席由村民代表选举产生。在实际操作中,赵超英称,80%的村代会主席是村党支部书记。
著名时评家鄢烈山敏锐地发现了三种模式的一个显性特征:都由党的机构推动。蕉岭县纪委、温岭市宣传部、沧州市组织部在其中扮演了主导角色。鄢烈山认为,这种由党的机构推动的方式,能够更有力地整合各种资源。
而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则认为,三种模式的侧重点不同,青县模式是重点解决民主议事的问题,健全村代会的功能；蕉岭模式则是解决民主监督的落实问题,因此有村务监事会制度；温岭模式则重点完善民主决策环节,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公众参与。
现有资源为何不用
“为什么不利用现有资源?”赵超英很快向蕉岭模式提出自己的疑问,他认为,目前体制内的民主资源尚可以进一步挖掘,目前尚没有必要向外索取。
具体而言,他指出,目前村民自治成了村委会自治,村代会由村委会召集,削弱了前者作为监督方的力量。但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里面已经规定了村民大会是村委会的最高权力组织。因此,完全可以利用这个规定,增强村民会议的地位,从而达到监督村委会、代表村民利益的目的。
而蕉岭县推行的监事会制度,已经在体制外进行了组织设置,赵超英认为,一方面这样的创新由于缺乏法律支撑,而可能昙花一现；另外一方面则容易产生组织的叠床架屋,成本比较大。
对此,蕉岭县纪委书记卢尧生认为,虽然村务监事会是另立的机构,但运作的成本也并不大,监事会成员基本都是三老,也是利用已有村庄治理资源。
何增科认为,赵超英提出的问题较有价值,这涉及到对体制内民主的态度问题,何赞同“增量民主”,但对体制外的创新也乐见其成。
“监事会与召集组能不能合并?”陈奕敏找到蕉岭县芳心村村委主任谢建祥,提出自己的疑问。陈发现召集组和监事会都是5名成员,且都是每个自然村选举一名,因此,他以为两个机构似乎有重叠,可以合并。
对此,谢建祥表示不能合并,因为监事会成员都不是村民代表,也没有权力进行村代会的召集。不过,村代会的召集也需要经过监事会的认可,尤其是在弹劾村委会主任的时候。
得了民主好处就会支持民主
而从全国范围内看,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远远不止温岭、青县和蕉岭三个模式,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新军还考察了南京六合区推行的农民代表大会制度、河南省大力推广的“4+2+1工作法”、河北武安市推行的“一制三化”,都属于有效果的创新模式。
对于全国层出不穷的农村社会治理创新,何增科都表示欢迎,虽然这些创新大多是政府推动的,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民主也可以制造出来,“被民主”的农民享受了民主的好处之后,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不过,也有学者对农村治理的方向提出不同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指出,最好的监督就是不要监督,要尽量压缩公共权力的控制力,因此,更好的方向是明晰产权,弱化集体。
“党老师虽然道德高尚,但是长期游走在外,夫人也不放心。”针对党的观点,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不忘幽默一把,他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权力是需要监督的”。
“被监督后的权力会更有力量。”徐勇认为,无论是温岭、青县还是蕉岭这三种模式,抑或是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方向都一致,都是旨在扩大群众的参与权,都强调的是权力的制衡,因此,意义都很重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