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鲁莽,不偏执。面对事件的纷乱表象,舆论公器所需担当的,是充盈着法治精神的清醒和理智。尽管公众屡屡怒其不争,但建设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最终还是要公权来驾辕。媒体要做的,不是以愤世嫉俗之心拆解共识,而须以足够善意让官民牵手,惟有如此,暴戾之气方可消弭,公民社会才能崛起。
政治权益篇
□南方农村报记者 付伟
《劳村选举观察》: 没有善恶的新闻素描
回放
2008年6月29日,佛山市顺德区劳村村委会选举日。
村主任竞选人有二:钟满成PK劳启驹。作为村里的党、“政”一把手,两人旗鼓相当,各有拥趸。
劳姓是劳村第一大姓,劳启驹又是村里先富起来的人之一。
钟满成恰与之相反,原本以摩托搭客谋生的他三年前依靠查账反贪,得到村民的信任,被选为村主任。他的支持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普通村民。
5月1日,73岁的劳伟钿在家里去世。他是劳村因选举斗争而死亡的第一人。
医生说,他是被气死的。他的儿子劳继锋34岁,3年前曾经追随钟满成“闹革命”,可钟满成上任后没有给他安排工作。2007年12月,劳启驹当上党支部书记后,劳继锋倒戈,开始为劳启驹竞选村主任拉票。
劳继锋的父母、哥哥和姐姐都不支持他这么做,因为他们也担心劳启驹做了村主任之后有“卖村”的可能。可是劳继锋更加在乎获得一份工作,为了给劳启驹多增加几张选票,在选战进入白热化的3月31日,他拉票不成反而因投票意愿难以调和与全家人闹翻。当天,劳继锋和家人在劳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见证下,公开声明要与家人脱离父子、母子、兄姐弟关系,相互尊重选举权。从签字笔迹看,劳伟钿手在颤抖。
(2008年6月28日,作者向振中)
旁白
2004年12月,时任南方农村报记者罗耀军第一次踏进劳村。当年11月29日,劳村村民自发组织罢免村委干部。在镇政府干涉之下,罢免最终“流产”。2005年换届选举,原村委成员全部落选。当年10月13日,时任南方农村报记者向振中专访了时任村委会主任钟满成,也开始了南方农村报对劳村问题的第二轮观察。2011年,劳昭德当选村委会主任。“政府将一些可能造成混乱的苗头趁早扑灭了。”2012年,面对第三位将观察镜头对准劳村的南方农村报记者黄进,一位村官如是说。
三位记者九年接力,连缀成劳村村民自治的一部连续剧。只不过,剧中的角色没有善恶。也许,这便是在根本大法中、庄严国徽下、大学讲堂上被反复提及的“民主”二字,在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某个角落里所萌发出来的一株独特树苗。它孱弱,但有气息；它多舛,但有希望。
2008年7月1日,一位竞选者向记者打来电话:“经过了洗礼的劳村人将会更加热爱自己的村庄,这是劳村人再次团结的基础。”劳村人所守望的,正如劳继锋所说:“做一个正直的公民,过上和美的生活。”
村民如此,记者亦如此。
点睛
劳村村民选举引发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这显然是一些人始料未及,但又在意料之中。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矛盾和冲突的发生。
从九年前一场被镇政府“搅黄”的罢村官行动,到九年后在镇里相关部门护航下举行的村委会选举,曾经桀骜不驯的劳村没能为中国村民自治闯出“制度三峡”,只不过在媒体共鸣场的作用下,成为时代变奏中一个稍显清晰的重音。
在调查报道中,记者很难矜持住旁观者与记录者的角色,容易被裹挟在对立双方强大的情绪流和舆论场而难以自拔。
但在对劳村的八年记录中,南方农村报记者之所以成功把握住了报道的基调,除了近乎写史般的冷静和谨慎之外,更重要的是以建设者的善意寻找到了劳村村民共同的利益交集,从而赢得一种超越利益和派系的巨大信任。
媒体人柴静说:“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见证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在推动村民自治的道路上,南方农村报记者正在这样的探寻中不断重新上路。
共鸣
《省人大代表大会诊 红星村支书主任握手言和》(2000年10月26日,作者刘海斌)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红星村自开展村民直选以来,村支部与村委会不合,存在两本账,一本是村支部书记梁桂森为法人代表的村经济联社收支账,一本是村委会收支账。2000年10月25日,时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凯、常委会委员肖贤成率人大代表村民自治视察组来到了石井镇,为红星村现场会诊。在大家的倡议下,村支部和村委会班子成员的四双手握在了一起,为红星村留下了一张难忘的历史合影。
《腐败作祟 百强村成了问题村》(2000年8月29日,作者林伟雄 甘超强)
深圳龙岗区平湖镇平湖村曾是个名震全国的“百强村”,2000年,它却被曝已经变成了负债逾亿元的“问题村”。1990至1999年间任职的三任村支书接连出问题是主因。据相关部门调查,三位村官有两大共同特点:追求奢侈和无时不捞。他们坐的是高级豪华轿车,办公楼是耗资数千万元的仿古建筑,办公用具很多是进口的,为买一件桌上的摆设往往一出手就是十几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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