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系统工程,新型城镇化对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效应非常明显,从而为地方GDP呈现单纯的数字增长注入强劲动力。而一旦某些地方官员只是贪恋如此“有形”政绩,而忽视本应真正落脚之民生议题,新型城镇化便成了单一的“城镇新型化”。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日前的调查显示,90%的地级市正在规划新城新区,部分城市新城总面积已达建成区的7-8倍,“空城”、“睡城”、“死城”等现象频现。12个省会城市一共规划建设55个新城新区,有一个省会城市就要新建13个城区(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作为未来一个时期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纲领性指导文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所带来的政策输入功效和制度连锁反应,势必不会囿于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强大引擎的范畴之内,更会带来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无论是之于三农命题的历史厚重,还是之于民族复兴的现实期待,新型城镇化都是必须依凭智慧与勇气、信心与毅力翻越的时代群山。而搭载在新型城镇化这架马车上的,不仅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图伟业,更有亿万中国农民“华丽转身”、城乡二元结构“寿终正寝”的路径保障。因此,作为国家战略的新型城镇化,一开始便负天下百姓之重望、系芸芸众生之命运而行。
自现代城市于中国萌芽开始,对于城镇化蓝图的描摹便已然在人们心中落笔。工业文明带来的城市化浪潮,在迅速重塑中国社会风貌和城乡关系的同时,也为农业中国的转型之路碾下了深深的车辙。曾几何时,城市在财富、人口等方面的“抽水机”效应,让乡村逐渐成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于是,无论是梁漱溟所代表的一代新儒家背负文化使命,于上世纪初更新乡村社会的躬身而行,还是城市反哺农村等一系列试图依靠政策杠杆,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的孜孜努力,都成为城镇化历史洪流中基于乡村社会危机的某种被动突围。
当然,中国城镇化的原动力并不仅仅源于乡村与城市在现代化意义上的所谓“文明落差”,更具现实合理性的解释是,在当下大量农村人口事实上正在进入市民化轨道、中国经济发展的腹地需求已经让乡村社会难以置身“化外”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战略已成为弦上之箭——无论是每年总会被壮观的春运场面所生动注脚的长距离劳动力转移之痛,还是不少学者所倾心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冲击更小、成本更低的就近城镇化之路,均是中国城镇化命题现实而合理的可能答案。然而,在城镇化不断推进与全面深化改革的交集中,城镇化方式的路径已非真正的核心问题。相较而言,人的城镇化还是物的城镇化,成为更为严肃也更为根本的中国城镇化之问。
值得警惕的是,基于不同的个人和阶层立场,新型城镇化似乎成为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多义词”。虽然在新型城镇化国家规划中,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原则赫然在目,但也应该看到,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谋求增长活力的观察视野内,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意义,至少存在目的的实体性与手段的工具性两种理解方式。而这一点,很容易成为某些“歪嘴和尚”借题发挥的逻辑原点。
毕竟,作为一项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系统工程,新型城镇化对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效应非常明显,从而为地方GDP呈现单纯的数字增长注入强劲动力。而一旦某些地方官员只是贪恋如此“有形”政绩,而忽视本应真正落脚之民生议题,新型城镇化便成了单一的“城镇新型化”。诚然,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一片片簇新楼宇拔地而起,既是新型城镇化的“规定动作”,也是值得期待的建设成果。但对“立竿见影”的痴迷最终留下的只会是一部以城镇化为封面的“急就章”而已。此前,在个别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工作中,以“生产发展”为先导的二十字方针被某些官员简化为“村容整洁”一条,于是,一番修路刷墙、“穿衣戴帽”后,新农村便已似乎跃然眼前。如果说上述教训落下的不过是劳民伤财的笑柄,那么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来说,庞大的资金注入必将最终成为实体经济“晴雨表”上的重要变量。
对农民来说,新型城镇化绝非简单的由平房到楼房之类居住形式的变迁,也不单单是户口本上身份的“农转非”,而是在完成职业非农化或生产方式非传统化的同时,实现权利与财富的双重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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