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农村卫生站的悄然“变质”,是在市场经济大潮推动下,在村医、村集体、户籍壁垒所导致的本外地人医疗待遇双轨制等多方因素作用下,在监管部门对村卫生站角色转换缺乏及时有效问题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所结出的必然果实。只不过,监管方的“觉醒”,成为压垮村卫生站旧有经营管理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场改制风潮正在改变东莞市农村卫生服务网络的固有格局。6月18日,该市卫生局正式下发文件,明确从今年7月起至2015年底,全市1276家农村卫生站将逐步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个人(社会)办门诊部、个人诊所、乡村医生办的个人卫生所(7月5日《南方农村报》)。
如果说从赤脚医生到村医的称谓变化,折射的是农村基层医疗队伍更为专业化和规范化的蜕变之路,那么,当村卫生站纷纷挂上私人诊所牌子的时候,这不仅是一场事关产权、监管体制理顺的浩大工程,更会因其对正在铺设中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的必然牵扯,而不会被简单解读为一轮公共资源私有化的高潮。
发生在东莞众多村卫生站身上的命运转折来得尽管有些突然,但原因并非偶然,甚至可以被引申为伴随城镇化进程必须被转动的一颗齿轮。大量的外来人口,在筑起东莞财富高地的同时,也成就了一方需求庞大、供给活跃的医疗市场。而在这其中,本地村卫生站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承担为户籍人口提供非营利性公共卫生服务的同时,另一方面又纵身跃入医疗资源市场化的大潮中。如此角色上的错位是东莞不少卫生站出现功能定位不清晰和管理体制不顺畅诸多后遗症的根本原因。上半身依托村集体吸附公共财政资源,下半身泡在市场中博得致富先机——在这样的常态之下,村卫生站被承包甚至转包便不足为奇。
东莞农村卫生站的悄然“变质”,是在市场经济大潮推动下,在村医、村集体、户籍壁垒所导致的本外地人医疗待遇双轨制等多方因素作用下,在监管部门对村卫生站角色转换缺乏及时有效问题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所结出的必然果实。只不过,监管方的“觉醒”,成为压垮村卫生站旧有经营管理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表面来看,改革红利似乎正在向原卫生站经营者、公权部门及民众强劲释放——对于原卫生站经营者而言,虽然要自行支付一定成本,却可以彻底摆脱体制束缚,自由搏击于市场大潮,“钱途”或更为广阔；对于卫生行政部门而言,蹩脚体制得以矫正,监管起来必然更加得心应手；对于民众而言,则可直接享受到村卫生站改制带来的硬件设施升级和诊疗水平提升带来的实惠。然而,“多赢”背后,却隐藏着另一层隐忧——村卫生站改制后,原本由其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职能由谁接棒?医疗资源进一步市场化,村民“看病难”矛盾得以缓解的同时,会否引发“看病贵”问题的反弹?从报道披露的信息来看,在政策落地过程中,绝大部门村卫生站选择改制为门诊或个体卫生所,罕有变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案例,则让人们对于伴随东莞农村卫生站改制会否出现公共卫生服务真空的疑虑显得更具现实意义。
东莞市针对各村卫生站实力参差不齐的现状,为其提供了数条“后路”,在机制上不可谓不机动灵活,同时又辅以全部转制和设定最后时限的执行刚性,保障整体工作顺利完成。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如何也能成为一方“赢家”,目前来看,形势尚不十分明朗。众所周知,国家通过在村卫生站(室)、乡镇卫生院等推行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公共财政补贴等多种形式,在强调并保持上述基层医疗机构的公共服务属性同时,不断夯实公共卫生服务基石。在许多偏远的农村地区,借助上述制度设计,大量村卫生站(室)的生存命脉得以维系。东莞基层医疗市场虽较为繁荣,但庞大的服务对象群体,也对基层卫生公共服务力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此番村卫生站改制后,其对于利润的追求将名正言顺,也必会愈发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能否迅速补位,值得继续关注。
通过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等举措,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是我国医改一以贯之的思路。东莞村卫生站改制后,一方面,政府应进一步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强身健体,另一方面,对于“单干”后的基层医疗机构,政府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将其作为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中一个个星罗棋布的支点。经营体制固然需要清晰顺畅,民众福利却不能为之献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