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在新一轮全面改革大幕开启之前已经成为一些地方“自选”动作的改革举措,历经5年酝酿与培育,多数仍然是一株株弱不禁风、只可远观的制度创新“盆景”,着实“浪费”了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好春光”。在一些试点地区,官员财产公开仍是面纱重重的敏感话题。所谓公开也大多停留在内部摸查、内部公示、内部审核的封闭状态,既没有接上民众监督的“地气”,也无法尝到舆论品评的“辣味”。
记者回访发现,30个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地区中,“昙花一现”的多达13个,还有4个试点曾宣布启动官员财产公开,但之后无下文。查询此前的公开报道,记者未进行回访的近10个试点中,已有3个公示一两次后即告终止(8月18日《新京报》)。
一项在新一轮全面改革大幕开启之前已经成为一些地方“自选”动作的改革举措,历经5年酝酿与培育,多数仍然是一株株弱不禁风、只可远观的制度创新“盆景”,着实“浪费”了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好春光”。在一些试点地区,官员财产公开仍是面纱重重的敏感话题。所谓公开也大多停留在内部摸查、内部公示、内部审核的封闭状态,既没有接上民众监督的“地气”,也无法尝到舆论品评的“辣味”。
如同中医诊病须讲“望闻问切”,官员财产状况特别是与其工资收入的匹配程度,往往成为连通腐败“病灶”的皮外脓疮。对官员财产状况进行有效监测,往往可以牢牢抓住腐败利益链条的尾巴,从而将“老虎”彻底掀翻。
虽然在不少案例中,当官员家中堆砌的“金山银山”被展现在办案人员面前并在人们茶余饭后的调侃中成为一宗宗官场“八卦”的时候,腐败行为已为既成事实,以官员财产异常状况为起点顺藤摸瓜有“马后炮”之嫌；且相对于群众举报、官员互咬、情妇反腐等方式而言,由对官员家底的系统摸排触发的案件并不多见,但毋庸置疑,官员财产公开不仅仅承担着发现问题线索的功能,更对于那些试图以身试法者产生无形的威慑。尤为重要的是,官员财产公开能成为避免官民之间出现信任危机的重要缓冲机制。
一方面,接连曝光的贪腐大案,流传坊间的小道消息——民众对于部分官员惊人的捞金能力微词颇多,并将负面评价扩展于整个群体；另一方面,却是许多基层公务员“压力大、收入低”的一片哭穷之声,虽然这并不会导致官员队伍出现大规模人才流失,但也并非只是无病呻吟。在复杂的舆情民意和官场生态中,“灰色收入”的高低,既决定着权力的含金量,更是世态清浊的试金石。而官员财产公开所要实现的,便是将“灰色收入”产生和存在的空间压缩到最小。而要不致背离这一初衷,必须有两股机制性力量能够对以官员自行申报为主的信息收集方式进行有效钳制——一是基于不动产登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特定公民财产监测系统,二是以民众力量为后盾的舆论监督体系。前者要求一系列制度性创新,才能够冲破重重阻力破土而出,后者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必须基于信息在更广范围内的无障碍共享。当下官员财产公开试点中普遍实行的内部公示、内部核查、内部处理方式,虽然对漏报、瞒报行为制定了严格的问责机制,但单凭纪检监察部门的力量和传统的案件查办方式,要想从官员自行申报上来的一份份似乎天衣无缝的个人财产报告中发现问题,无异于大海捞针。
上述报道总结了官员财产公示试点虎头蛇尾的几个原因:人走政息、遇到阻力、难以核实、上级叫停,但最为根本的,是尚乏明确、有力、高效的全局性制度设计,财产公开没有被上升到“依法治官”的实践高度。
虽然不少地方官员财产公开工作已经有了省级层面主政官员的支持和推动,但试点地区层级低、范围小、进展慢,与公众期待有较大差距。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许多试点难以褪去官员意志色彩,难以走出短期行为怪圈。官员财产公开是全面深化改革中一块必须要啃的硬骨头,必然会遭遇多方阻挠和掣肘,因此,法治保障必不可少。可以考虑制定《公务员财产公开法》等,以此替代难成长久气候的地方文件。
官员财产公开只有被真正纳入法治化轨道,在全国范围内按照统一口径、统一标准、统一模式的方式运作,才能真正攻破改革反对者们以“法无可依”现实构筑的防线；也唯有如此,官员财产公开才不仅仅是彰显反腐倡廉决心的一杆大旗,更能真正成为阳光政府与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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