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中,当官的确越来越“难”。这种“难”其实是回归常态,其中包括公务员作为社会管理与服务者的职业常态和公务员工资作为其劳动主要所得的收入常态。官员涨薪话题要想“脱敏”,关键在于改善其生存的制度环境。只有公开透明,政府决策方能赢得更多公众理解；只有吏治清明,公务员涨薪方能真正理直气壮。
2014年7月1日起,肇庆每年拨付2000多万元给全市84个乡镇3200多名公务员发放补贴。该政策实施半年来,引发了不少争议(2014年12月23日《南方农村报》)。
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部分公务员认为涨薪幅度过小,加了和没加一样——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肇庆来说,这笔财政资金应该拿得并不轻松；虽未品尝到“久旱逢甘霖”的畅快,但对此次加薪的受益者来说,有总胜于无。
更大争议则来自乡镇党政机关的事业编制人员——干同样的活,只因身份有别,便被排除在此次加薪范围之外,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心中忿忿,自然可以理解,但这毕竟属于“公家人间的内部矛盾”,相信假以时日,等到财力充足、时机成熟,问题自会消解。而对于围观此事的公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或许并不是加薪过程中的“厚此薄彼”,而是乡镇公务员究竟该不该涨,由谁说了算?
公务员加薪,无疑是舆论场中最为敏感的神经之一。特别是在一些社会矛盾突出、官民关系紧张的地区,对官员涨工资,民众往往贬多赞少。如此舆情形成需有两个前提支撑:一是在一些地方,对公务员并不能做顾名思义式的理解,除了从事“公共事务的人员”这一客观的职业涵义之外,还有与权力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特殊身份、超常福利和缺乏有效监督下的以权谋私可能；二是官员财产公开虽屡经舆论呼唤,却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零星试点也大多难逃人亡政息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工资水平高低能否反映其实际财产状况,后面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或许有人说乡镇公务员权小职微,少有油水可捞,但这并不能够推演出“基层官员清廉度较高”的结论。当监督机制被束之高阁,当官员财产公开仍然步履维艰,仅靠官员自律和民众信任是无法堵住自制度缺口喷涌而出的私欲洪水的。
虽然自《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3年颁布算起,公务员制度在中国确立已20年有余,但直到现在,公务员仍然是十分特殊的职业,特别是环绕其上的权力魅影始终难以褪去,政治要素在决定社会发展方向和配置社会资源方面仍然处于中心位置。不管职位高低,公务员一旦将公权“挪作他用”,公意必遭扭曲,正义必遭践踏。如果公务员等同于官老爷,那么其工资水平的高低其实没什么讨论价值。
肇庆此番为乡镇公务员加薪,可谓既违时宜,又合适宜。当前,总体经济运行速度放缓,部分行业进入深层调整期,影响到一部分民众的收入水平,本应“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官员群体收入水平反倒逆势上扬,难免引人侧目,此为不合时宜之处；基层官员时常抱怨待遇偏低,加之“八项规定”令官场风气大变、“油水”锐减,这一问题更显突出,选择此时为乡镇公务员加薪,地方政府也算用心良苦。
对于公务员,舆论给予过于严苛的道德要求,比如官员便要固守清贫,显然不当；听说官员涨薪,便板砖纷飞,这样的舆论环境亦非理性和健康。不过,政府给公务员调整工资,与老板给员工涨薪水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动用的是公帑,而后者则完全处于私域。公务员薪水完全来源于财政收入,来源于纳税人之所得。因此,在官员涨薪问题上,政府不能自说自话,更不能借花献佛,而应事先征求公众意见,至少应通过人大等法定民意代表机构予以表决,并将调整公务员工资的前因后果讲清楚、说明白。
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中,当官的确越来越“难”。这种“难”其实是回归常态,其中包括公务员作为社会管理与服务者的职业常态和公务员工资作为其劳动主要所得的收入常态。官员涨薪话题要想“脱敏”,关键在于改善其生存的制度环境。只有公开透明,政府决策方能赢得更多公众理解；只有吏治清明,公务员涨薪方能真正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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