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到2017年深圳的公立医院不再实行编制管理,取消行政级别,鼓励医生去民营医院或开办个人诊所,实现多点执业(9月17日《南方农村报》)。
编制,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同一单位内,既无服装上的差异,也没有胸牌上的标识,大家都做着同样的工作,不过,但凡涉及工资福利等,编制便成了一堵厚厚的体制围墙。编制背后,往往是公共财政资金持续而稳定的支撑,是任凭世事风吹浪打也被稳稳端在手中的“铁饭碗”甚至“金饭碗”。
虽然编制似乎与农民毫不搭界,但一方面耳濡目染之中,农民定也见识过不少亲朋好友因编制问题所引发的悲喜人生,另一方面,由于编制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也应该对其中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略知一二。而正是在以农民与市民、编制与非编为鲜明标签的二元结构中,社会的病灶才往往显露得最为深刻和充分,改革才有了充分的必要和充足的理由。换言之,当不公平的利益分割和不均等的制度机会被与泾渭分明的“身份”之别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时候,非改革不足以打破固有利益格局,非彻底改革不足以拆除迈向健康社会进程中的一道道体制藩篱。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方面,社会资源的差异性分配决定了“身份”的高低不同,而另一方面,高低不同的“身份”也在塑造着社会结构的层次面目。以农民而论,在无法吮吸到政策福利的情况下,重点大学中农村大学生的比重曾一度持续下降；以编制而论,有编者由于可以享受到从工资、住房、养老乃至子女教育方面的一系列优待,从而能够为下一代的成长营造更为舒适的环境。一旦这种“身份”遗传成为一种常态,我们便距离“新门阀社会”又近了一步。显然,这是以法治、公平为核心价值观的现代社会所不能允许的。因此,我们必须将“身份”从这样由制度导致的“整体性不公”中拯救出来,而使其成为一个只指向职业分工和个人能力差异的简单概念。
大众观念中的“身份”高低虽然难以完全消除,但附着在不同“身份”上的福利落差却完全可以通过分配规则的重新制定加以消除。比如以有编无编、公务员编制还是事业编制为划分标准的社保多轨制等,便亟待通过利益的重新洗牌来实现消除社会保障水平身份差异的目标。而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无外乎两种,一是国家的统筹,二是市场的调节。
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的去编制化医改思路,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医疗改革的范畴,而是在资源总量足够庞大、市场力量足够强大的背景下,通过放开政策的闸门,而让引发社会不公的身份问题自然消释在“通过市场机制确定人才价值、通过人才流动带动资源配置”的改革思路中。对于深圳来说,选择如此路径自然是水到渠成；而对于全国不少其他同类地区来说,深圳迈出了别人想迈却或者不敢迈、或者不知怎么迈的重要一步。
如同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待遇差异是在保留户籍制度前提下拆除户籍壁垒的可能方式,只要斩断编制与不公平资源分配机制之间的联系,特别是通过借助市场力量踏平身份藩篱,将编制恢复为一种管理手段,而非身份差异,那么不仅“编制情结”在许多人心中不会如此沉重,社会也会因人才市场化流动程度的提高而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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