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十三五”期间,城乡区域间户籍迁移壁垒加速破除,配套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1300万人以上。到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5%,各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比2013年缩小2个百分点以上(10月13日《南方农村报》)。
这一政策的目的还在于,让已经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获得名实相符的市民待遇。《方案》关注的重点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和目前统计学意义上的城镇化不是一个概念。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71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0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0346万人,减少152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6.1%。按照统计数据,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6.1%。但是,这个数据掩盖了大量城镇常住人口没有城镇户籍的事实。以北京市为例,2015年北京常住人口为2100余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800多万。这800多万人被算进了统计部门的城镇化率,但是,他们并不包括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统计当中。
经过近30多年的人口大规模迁徙流动,我国人户分离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大量农民进城打工,甚至已经有了打工二代、打工三代,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城镇化的红利,也没有享受到所在地的市民待遇。由于存在户籍壁垒,很多农民工在一个地方打工多年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养老,打工时交的社保因为不能转移,他们只好退保返乡。当然,他们的子女上学等问题也因为户籍问题,而难以解决。这也制造了大量的留守儿童。
让所有的社会成员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全社会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则有多种。
其一是,建立统一的城乡社保体系。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按照时间表,推进城乡医保统一,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合并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全国医保一盘棋,可以异地看病报销。
其二则是,像《方案》所揭示的,让农民在城市落户,通过逐步增加城镇人口、减少农村人口存量实现。这也是一条现实可行的解决路径。城镇消化更多的外来人口,那么,解决城乡并轨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小,而且这也会花费更少的公共资金。
比如说,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已经在当地缴纳了多年社保,国家和地方并不需要为此再支付太多资金。如果他们退保返乡,要让他们未来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同样的养老保障,就需要拿出更多的公共资金来补齐缺口。
解决中国的城乡二元问题,填平公民权利之间的城乡鸿沟,不是把农村和城市割裂开来,分而治之。而是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人口流动的规律,城乡融合发展。降低农民城市落户门槛,让进城的农民尽快获得平等的市民待遇,是最快也最有效的手段。就此而言,中央对吸纳农民落户的地方予以奖励,就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手段。
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才是真正的城镇化,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巨大的突破,留守儿童等很多社会问题,或许将迎刃而解。
(作者于德清,《新京报》评论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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