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凭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获得了2017年国际布克奖。小说的英国译者杰西卡·科恩也因此同时获奖。格罗斯曼和译者分获2.5万英磅奖金。结果于当地时间2017年6月14日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伯特博特馆颁出。
大卫·格罗斯曼是享誉世界的以色列当代作家。他于1954年生于耶路撒冷,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和戏剧专业,曾在以色列电台做过多年编辑和新闻评论员。自1980年代初以来,他已经出版九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四部散文随笔集以及童书、儿童剧等作品。大卫·格罗斯曼的作品已被翻译成36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
《一匹马走进酒吧》的故事围绕一位脱口秀演员一场失败的表演展开。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退伍老兵,性情迷人却又古怪,在一个小镇的酒吧表演。在一场表演中,他在众多观众面前突然失控,向他们展示了伴随他内心多年的伤疤——多年前,他对于他最亲近的两个人需要做出残酷而重大的选择。小说带我们走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
本文节选自他的另一部小说《锯齿形的孩子》。十二岁的诺诺跟随一个国际大盗,闯祸,历险,揭开秘密,展开了一段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成长之旅。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获得了第26届欧洲电影奖。大卫·格罗斯曼自己说道:“当创作使我陷入孤独和疲惫时,我便为孩子们写小说,它们能将我治愈。《锯齿形的孩子》便是这样一部。”
锯齿形的孩子(节选)
火车轰鸣,就要驶出车站了。孩子站在一节车厢的窗边,看着站台上与他挥别的那对男女。男人一只手摇晃着,动作轻微而羞涩。女人挥舞着双臂,甩着红色的大围巾。那个男人是孩子的父亲,而女人是加布瑞拉,也叫加比。男人穿着警察制服,因为他是个警察。女人穿了条黑裙子,因为黑色显瘦。竖条纹的衣服同样也显瘦。最显瘦的是,加比曾开玩笑说,站在某个比她还胖的人身边,只是到现在她还没找着这么个人。
孩子倚在车窗边,火车渐行渐远。他看着他俩,犹如一幅再也无法重见的图画——那个孩子就是我。我想,他们现在要孤独地过上两天了。一切都不能挽回了。
这个想法抓住我的头发,一把一把地将我拉出窗外。爸爸瘪了瘪嘴,按加比的说法是“审判前最后的警告”。算了吧。要是他真的在乎我,就不会把我送去海法两天,而且是送到那个人那里。
一个穿着列车工作服的男人,站在站台上,朝我用力吹了吹哨子,用大幅动作示意我把脑袋收进去。真是要疯了,这满满一车的人,怎么穿着制服、吹着哨子的人偏偏向我挥手。我偏不把头收进去。这样爸爸和加比就能看着我直到最后一刻,就能记住这个孩子。
火车还未驶出站。它缓慢地穿过混合着柴油味的闷热气浪。我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感觉。旅行的气味。自由。我在旅行!是我一个人!我把一边脸颊伸到热风里,接着又换另一边脸颊,试图风干爸爸的吻。他从来没有像这样当众亲吻过我。这算什么,亲亲我,然后把我送走。
现在已经有三个列车员在站台里朝我吹哨子了。就像是我给自己组了个管弦乐队。因为这会儿已经看不见爸爸,也看不见加比了,我懒洋洋地把身子慢慢收了回来,显得我压根不在乎那哨子声。
我坐了下来。要是车厢里有人做伴就好了。现在怎么办?从这儿到海法要四个小时,而他将在路途的终点等着我。他比我更抑郁,更愤慨,更绝望,他是撒母耳·史勒哈夫博士。他是教师、教育家,写了七本教育学和公民权益的教科书,他正好也是我的伯父,爸爸的长兄。
我站起来。检查了两遍如何打开窗户,如何关上它。我打开又关上垃圾桶的盖子。车厢里也没别的什么可以开开关关了。所有东西一切正常。火车里真是井井有条。
我爬到座位上,整个身子钻进上边的行李层,然后又头朝下地翻回到车厢地板上。我要检查看看有没有人碰巧掉了钱在椅子底下。可惜没人掉钱,都是些细心人。
爸爸和加比真该死,他们怎能就这样把我送到撒母尔伯伯那儿去呢,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我的成人礼了。好吧,爸爸对他的哥哥怀着敬仰,特别崇拜他那套教育学理论。那加比呢?加比可是在背后叫他“猫头鹰”。难道这就是她答应送我的特别礼物?
我座椅的皮套上有个小洞。我把手指塞进去,将它弄成个大洞。有时在这种地方可以捡到钱。但我只摸着了海绵和弹簧。
我能用手指钻上四个小时,至少挖通三节车厢,挖出一条通向自由的隧道,从此消失,不用到撒母耳·史勒哈夫(原姓费尔伯格)那儿去,也许他们还会再送我过去一次。
没等钻通三节车厢,我的手指已经疼得不行了。我伸开腿躺在座位上。我是个囚犯。是个转移中的犯人。正被移送法办。我兜里的钱掉了出来,硬币滚得满车厢都是。有些我找着了,有些却没有。
家里的每个年轻人一生当中都得在史勒哈夫伯伯那儿经历一次这样的摧残,加比管这种痛苦的仪式叫“史勒哈夫化”。
但对我来说这是第二次。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孩子经历两次这样的事还能保持精神正常的。
我跳到座位上,开始在车厢壁上敲敲打打。不一会儿我又改成敲有节奏的鼓点。
说不定隔壁车厢坐着个像我一样倒霉的囚犯,想要与他同病相怜的兄弟通个信?可能这火车里坐满了要送去我伯伯那儿的少年犯?我又敲了敲,这次是用脚。检票员进来了,叫我安静坐好。我坐了下来。
上一回我被“史勒哈夫化”以后,我的整个人生都终止了。那是在我惹了潘西娅·马乌特耐尔那头母牛之后。那一次,伯伯把我关在一间又小又闷的屋子里,毫不留情地教训了我整整两个小时。他一开始还轻声细语地,甚至还记得我的名字。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就像以往那样完全忘记他在哪儿了,也忘了跟谁在一起。他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在城市广场上,面对着人群,里边有他的学生,有慕名而来的仰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