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铁路运输系统的一名自由摄影人。早年毕业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参加工作后,曾在列车上做过检车员工作,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事摄影工作后,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关注人们的旅途生活状态,十几年来,我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至上海……乘坐列车上千次,行程十几万公里,拍摄近万张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记。
　　生活就是这样,时间与空间在交织交错,在列车启动时,窗外还飘着鹅毛大雪,一觉醒来,又发现自己已融入江南春色。当我的镜头聚焦莘莘学子苦读时,身后还响着搓麻将的噪声,另一车厢里有小女孩望着车窗外默默地发呆。那么,迎面驶来的列车里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开往南宁的列车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满身汗泥,倚在车门头,站着就睡着了。我看着这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钟,我不能给她帮助,心里十分难受和自责。就在快门释放的一瞬间,我的心被刺痛了,忆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1995年7月,列车停在了西宁站台上,一位年轻军人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送站,小女孩哭喊着,死活要跟妈妈去,原来出乘的列车员是她妈妈。列车终于启动了,那小女孩呼唤妈妈的声音随着列车的远去,被列车的轰鸣声给淹没了,那列车员妈妈不停地挥手。透过车窗,在阳光照射下,我分明看见了列车员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我被感动了。这就是母亲,一个普通的列车员母亲。
　　我躺在卧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孩子满脸流泪的可怜相不时浮现在眼前,那撕心裂肺般呼唤妈妈的声音,一直响在耳畔,使我想起了自己三岁那年失去母亲,五岁那年失去父亲。那时还没有记忆,想象中比她哭得还厉害。到现在我也记不清母亲父亲长得什么样子。打我记事起,是嫂子带着我,她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把我拉扯大。是姐弟之情?还是母亲之爱?我说不清楚。可是,我深深地懂得,正是这种爱,弥补了我心中的伤痕。
　　1987年5月,那场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我和新华社记者王建民、解放军坦克四师作训参谋王永刚在河湾林场和军民奋战了四天四夜。临回来我登上了漠河—齐齐哈尔的列车。我一上车,就发现车厢里挤满了投亲的灾民,大包小裹,满脸愁云,不时地听到小孩子的哭叫声和老年人的呻吟声,那情景真好像发生过一场战争似的,心里很沉重。我在列车上采访了列车员为灾民发送面包和菜汤、哈尔滨急救中心的大夫为灾民送医送药的情景。在采访中,我发现了一对年轻夫妇和老太太抱着一个在大火中降生的婴儿,他们什么都没有从家里抢出来,唯一将孩子抱了出来。我马上找到车长汇报了这一情况。车长和餐车主任很快为产妇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外加两个荷包蛋,感动得一家人握着车长的手不知说啥好。列车长将孩子抱在怀里,亲如一家人……这些感人的镜头被我一一记录下来。我看他们一家人穿得很单薄,顺手将我穿的一件新军大衣送上去说:“留在路上防寒用吧。”这是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唯一的一件纪念品。在我从家里出来时,我爱人就对我说:“你看谁困难,就把大衣送给谁吧。”没想到,军大衣终于派上用场了。
　　在列车上拍片,既要克服光照低、列车晃动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车工作人员的误解；既要忍受个别旅客的刁难,又要忍饥耐渴抗高温不怕疲劳。
　　1995年盛夏,列车通过“火炉”武汉时,车厢里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旅客严重超员,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热得我浑身是汗,头发跟水洗过一样,T恤衫全部湿透,必须到餐车要盐面冲水喝补充盐分。红色T恤衫干后结成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我真想留作纪念,由于随行衣服带得少,只好洗掉。那次终因流汗过多,加上一路过度疲劳而虚脱晕过去。
　　常有朋友问我:“你在列车上拍片,遇到过麻烦没有?”我只是笑笑,这种笑其实是一种苦笑,其背后有一种难言的痛楚。
　　列车上最忌拍片,生怕我给曝光什么。有时车长很客气地给我让到软卧车上,又是倒茶、又是敬烟,到点叫我到餐车用餐,其实是把我软禁起来。我背着相机到车里串来串去,车长不解地说:“给你软卧,你不休息,到车厢里串什么?”他哪能理解我呀!有时为了解除车长的顾虑,我将拍好的照片和发表照片的报纸杂志给他们看,一再解释,我拍的是旅客生活,与车上无关。有时,我为了不打搅车长,下了这趟车,又上那趟车,在车厢里挤来挤去,拍来拍去,好多镜头都是这样拍的。
　　在中国的版图上,铁路运营里程达6万多公里,然而铁路线的人均拥有量只有一支香烟那么长。中国铁路的年人口流动量曾达10亿多人次,买票难,乘车难的现实让人难以承受……《火车上的中国人》是我用自己的感受写下了世纪末中国铁路这段无法忘怀的历史。
　　□王福春(此为《火车上的中国人》自序,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