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龄农民工群体而言,年迈后如何落叶归根是他们人生的下一个“路口”。“工作难找”“退休无靠”使他们中的一些人陷入“回与不回”的两难。一些人虽然回到家乡,但职业病与无养老保险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8月10日《经济参考报》)。
　　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亿人。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达到19.2%,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这说明,老龄化社会的趋势和特征正逐步向农民工群体深度投射,农民工养老成为一道越来越庞大、棘手、系统的问题。说其庞大,是因为站在这一问题背后的是一个占据总人口规模逾1/5的“超级群体”；说其棘手,是因为农民工养老事关社会长治久安、幸福和谐,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说其沉重,是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做蛋糕”的增量问题,更是一个“分蛋糕”的公平问题,不仅需要顶层设计的一槌定音,也需要基层探索的活力迸发,不仅依赖社会保障网眼更细密、支柱更坚实、兜底更有力,更在于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能够更多向高龄农民工这一曾经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群体实现倾斜和反哺,至少不能把他们遗忘在历史的一方暗角之中。
　　毋庸置疑,作为改革丛林的第一批拓荒者,作为发展大道的第一批筑路工,第一代农民工从乡村走向城市,从第一产业走向二三产业,用辛勤双手栽种下鳞次栉比的都市森林,用滴滴汗水浇灌出霓虹闪烁的喧闹繁华。然而,相对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匆匆步履,城乡二元结构消融速度稍显缓慢,户口、房价、社保……在农民工和“城市梦”之间,显性的障碍不止一重；相对于创新性技术性要素的快速成长,知识、文化、观念……在农民工和“城市梦”之间,隐性的隔膜同样不止一层。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与新生代农民工显著不同的是,乡村是第一代农民工挥之不去的人生情结。落叶归根也好,倦鸟归林也罢,对于日渐迟暮的这些人,农村老家的几间瓦舍散发着愈发强烈的魅力。然而,有些骨感的现实却是,或者儿女大多落脚城市,回乡难免忍受空巢之苦；或者村中早已衰败不堪、物是人非,徒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伤感。于是,面对“离不开的城市”与“回不去的乡村”,如此的彷徨与迷失成为相当一部分高龄农民工的普遍焦虑。
　　农民工命题起于改革,也必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城中找到诸多问题的迷宫出口。仅就农民工养老而言,要先解燃眉之急,要将生活困难的高龄农民工全面纳入常住地社会救助机制对象范围,确保他们无论留城还是回乡都不致跌入窘境；要在职业病防治及社保接续、待遇享受等方面加大对高龄农民工的帮扶力度,确保他们权益不受侵害、不能“流汗”又“流泪”；要努力实现对高龄农民工基本养老公共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全面提升,确保不留死角、不陷盲区、不搞区别对待。
　　其次,更要未雨绸缪。第一代农民工之所以会陷入养老困局,一方面与改革初期的管理粗放、制度空白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二元结构下城市与乡村、职工与居民等社会保障的双轨并存。消除这一症结,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通过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规范劳动用工、健全社保体系,让新一代农民工不再为养老之虞所困,并最终将农民工概念彻底消解在滚滚向前的改革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