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晓平团队与意大利原神经外科医生塞尔吉·卡纳韦罗一年前在两具遗体上进行“异体头身重建”(俗称“换头术”)的解剖学研究,被误读为中国已经实施第一例头移植,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所谓的换头术既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也引起了巨大的伦理争议。
　　无论是换头术还是时下最热的人工智能,科技激进主义给人们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换头术取得技术上的成功,不只会解决很多人的病困,也意味着人类更加接近长生不老,实现永生。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老了,身体的其他器官已经衰竭,而头脑仍然好用,他就完全可以借助换头术,移植到另一具年轻的躯体上边,继续生存,这样他的寿命将大为延长。而且,只要他的大脑足够健康,理论上还可以继续换下去,直到最后大脑衰竭为止。
　　换头术只是目前人类永生计划或者探索的一种方式。现在有关永生的科技布局,主要有这样几种:一种是基因工程,试图寻找到死亡、衰老的基因秘密,从根本上治愈死亡；另一种是脑科学研究,通过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破解大脑的运作机制,从而在机器上复制人脑,这样,将来人的大脑就能摆脱肉体的局限,而在机器当中存在,这就是一种永生状态的赛博人；还有就是试图通过药物或者纳米机器人,来清理人体内的衰老因子,这样人们就会永远年轻,永远激情澎湃,永远热泪盈眶。
　　在数年之前,谷歌启动了阿波罗计划,聘请奇点大学校长库兹韦尔担任负责人,目的是消灭死亡,实现长生不老。国内的科技富豪陈天桥也是永生计划的狂热追求者。2016年,他宣布了一个10亿美元的永生计划。他不是说说而已,当年就给加州理工学院(CIT)捐了1.15亿美元,用于脑科学研究。
　　无论是非理性追求,还是理性追求,目前,科技激进主义者们似乎只是对技术研发投入了巨大的热忱,但是,他们对于技术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对人类社会法律和伦理的冲击,却考虑不多。
　　换头术所触发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其实已经非常严重。这涉及换头之后这个人究竟是谁的问题。如果换头后的人不再是他本人,他已经成了另一个人,由此还牵扯其后代的身份定位以及财产归属等问题。
　　当然,这些都还好说。更要命的是,如果以换头术为代表的永生成为可能,人类社会演化了数万年的运行规则都要从根本上改变。因为,此前我们所有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伦理制度,都是以有限的生命为前提的。
　　将来,如果人们实现了永生,可以活很久很久,那么,婚姻制度可能就此解体。生命既然有了更多的可能,那为什么人还要从一而终,和另一个人继续无聊地再过500年?
　　最近,霍金频频发声,预警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这种担心是有必要的。科技当然需要创新,而且,科技演化也是一种链式反应,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但是,人类社会不是只有科技,而是一个有机体。任何一个方面的激进突变,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这一轮新的科技激进主义面前,伦理争议是非常有必要的,科技可以进步,但伦理绝对不能退缩。
(作者于德清,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