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微博、微信朋友圈一张天津海河医院“儿科停诊通知”被热传,原因竟是儿科医生因超负荷工作均已病倒,儿科不得不停诊。据报道,海河医院虽然是三甲医院,但并非专门的儿童医院,其儿科设立于2013年,不设病房只有门诊,日均门诊量约为60人次。“应对日常门诊没问题,但是碰到这次流感就很吃力了。”天津市卫计委医政医管处副处长温晓清介绍。
　　此事并非个案,是全国层面儿科医生短缺局面的呈现。国家卫计委2016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也就是说,目前平均1800多个儿童有一个儿科医生。与之相比,美国、加拿大、日本三国每千名人口儿科医生数量为0.85-1.3人。另外,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后,儿科医疗保健需求也更为迫切。
　　然而,面对儿科医生短缺的现实,更需要追问的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短缺?
　　有的人将此归因为医闹,认为儿科面临的医患关系更紧张,导致大家都不愿意干儿科；有媒体由此而回想起了本科儿科专业曾被取消17年,归因于人才培养不利。这些都可以说是原因之一,但又不是全部,也非关键。要知道,任何一个职业都有风险,但是,让人们冒着风险而从事一个职业的动力,往往取决于利益回报的高低。所以,讨论儿科医生的短缺,更重要的还是要从收入方面寻找原因。那么,现在儿科医生的收入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据报道,2014年起,中华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在上海、天津、福建、江西等7个省市自治区开展儿科资源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儿科医生的平均工作量是非儿科医生的1.68倍,而儿科医生的收入只占非儿科医生的46%。工作强度大,收入低,自然很多人就不愿干儿科医生了。而造成儿科医生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用药量和检查都受到限制。一般来说,儿科在医院里是最不产生经济效益的一个部门。因此,医疗界有“金眼科、银外科、千万别干小儿科”的调侃。
　　儿科医生短缺现象,可以说是以药养医体制和不合理的医生收入考核体制下必然导致的结果。在以药养医体制中,医药费成了公立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也直接决定了医生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此。
　　2016年,廖新波曾撰文谈到,中国医生收入的基本结构是:基本工资、职务(职称)工资和奖励工资。基本工资非常低,刚毕业的也就是千把块钱上下,到了一定年份或者获得一定的职称,也就两千来块钱。奖励工资基本以职务、职称为基础,它是医生收入最关键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根据地区、医院的不同,占总收入的比例60-80%不等。奖励工资是这么来的,一个科室或者说一个医院的总收入减去总支出,然后提出一定比例作为奖励工资。
　　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个科室的“盈利”能力强,医生相对收入就会多。但由此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是,对儿科等不赚钱的科室和人员形成逆淘汰。
　　所以,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还是需要公立医疗体系彻底告别“以药养医”,形成合理的医务人员收入分配体制,更多地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如此,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儿科,也激励更多的医院开设儿科。
(作者于德清,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