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多年前，广州。
　　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大家都嚼着槟榔，两颊绯红，面带喜色，如醉酒一般，时人称“宁不食饭，唯嗜槟榔”。这便是当年广州嚼槟榔的胜景，记载在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里。
　　在广东民谣里，也常见槟榔的影子。广为传唱的《月光光》中，一句“年卅晚，摘槟榔”，已足见食槟榔风俗曾经在广东的普及程度。只是，如今民俗渐变，人们在传唱着优美的《月光光》的时候，已经意识不到“摘槟榔”在广东人的日常生活中，属于怎么样的文化符号。
　　“槟榔”一词来源于印尼语，原产于马来西亚，在中国广西、云南、福建、台湾、广东等地皆有种植。槟榔是作为一种草药来治病的，如明朝学者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说：“闽广人常服槟榔，云能祛瘴。”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槟榔有四种功效，一是醒能使之醉，二是醉能使之醒，三是饥能使之饱，四是饱能使之饥。李时珍则概括为杀虫，破积，下气，行水。
　　但人们嚼槟榔的意义似乎并不仅只于此，因为人们并不是在得病时才嚼槟榔的。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槟榔’与‘宾’‘郎’谐音，宾与郎皆贵客之称。”一语道破了“槟榔”与“宾郎”之间的关系。
　　早在西晋时期，植物学家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说：“交广人凡贵胜族客，必先呈此果。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可见，槟榔在交广，也就是今天的广东、广西一带，应该是待客的主要道具。明末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干脆把槟榔等同于茶，称广东人最重视槟榔，把槟榔当成礼果，款待客人时必定先端上来。
　　从中，我们可窥见到槟榔演变为“茶”的清晰脉络。“闽广”地区夏天溽热无比，而槟榔恰好有“去瘴”的功效，向客人献槟榔，以抵御瘴气，顺理成章；而在寒冷的冬季，“闽广”没有东北的火炕，只好另外寻找避寒良方，于是槟榔登场，正如广东谚语所说：“素馨避暑，槟榔避寒。”槟榔最初是作为一种“去瘴”“避寒”之物出现的，随着历史的演变，槟榔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礼”，成为人际交往中一种重要道具。
　　在潮州等地方，除了向客人献上槟榔，还有橘子。“槟榔大橘”谐音为“宾郎大吉”，成为致意、吉祥的一种象征。在广州，槟榔甚至被当作福佑安康的吉祥物。
　　呈献槟榔，成为待客时必不可少的礼节。一旦这种礼节缺失，就是不尊重人，不给客人面子，“不设槟榔，便称简慢”，严重者会惹怒客人。
　　更有趣的是，槟榔还是化解矛盾的媒介。屈大均《广东新语》载：“有斗者，甲献槟榔，则乙怒立解。”清朝张湄曾经写过一首诗，专门夸赞槟榔这种功效，“睚眦小忿久难忘，牙角频争雀鼠伤。一抹腮红还旧好，解纷惟有送槟榔。”此时，槟榔已经成为一种象征“礼”的文化符号，意味绵长。
　　除却“茶”等功能，槟榔还扮演着“定情信物”“聘果”等角色。
　　求婚时，男方把槟榔送女方家，女方接受或退回就表示同意与否。在雷州，女方接受槟榔后有种说法，叫“吃了人家的槟榔”，委婉地表达了女方的态度。“男送槟榔，女受之，即私焉，谓之牵手”(《诸罗县志·风土志·番俗》)。屈大均《广东新语》说：“聘妇者施金染绛以充筐实，女子既受槟榔，则终身弗贰。”槟榔，成了定情物。
　　为何槟榔成了定情物？这还得从槟榔的吃法说起。
　　对此，屈大均介绍得很详细：“凡食槟榔，必以蒌叶为佐。……蒌与槟榔，有夫妇相须之义，故粤人以为聘果。”原来，古人吃槟榔，必须以蒌叶为佐料，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恰巧象征了夫妻二人的亲密关系。以槟榔为定情物和聘果，正是表达了人们对新婚夫妇的良好祝愿，槟榔的内涵也因而更加丰富。
　　2010年广州亚运开幕式似乎将《月光光》推向了世界，据说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收集到的“广府版”《月光光》有35个之多。但不管这首民谣有多少个版本，多少种变体，在“定情信物”和“聘果”的意义上，有这样一个版本，更具广东文化符号的表征：“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槟榔香，娶二娘，二娘头发未曾长。再过几年梳大髻，嘀嘀打打娶返归。”
□赵立涛
　　广府童谣《月光光》　　岑圣权 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