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讲所 |
　　从国家治理的规律而言，社会工程思维有其优势，亦有其局限性。对于那些国家重大专项任务而言，项目制的形式有利于发挥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些任务，一般都集中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基层社会的复杂性保持一定距离，亦不会在实施过程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实现闭环管理。某种意义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现代化赶超，得益于源自于农业社会、成熟于工业化时代的项目治国实践。
　　但是，农村社会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时空压缩的社会，既有农业社会时代形成的闲散的、节奏较慢的相对自洽生活方式，也有工业社会塑造的有纪律、节奏快且高度理性的现代生活方式，亦在接受后现代、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冲击。以工程思维，用项目制的方式实施社会治理，并不契合大多数生活治理领域。“环保”“节能减排”等风暴式的治理手段影响到人们的基本生活，必定会引起极大的基层矛盾。
　　在这个意义上，治理迭代还需要时间。其关键是，要让国家治理工程和基层社会转型相匹配，而基层政府不该是施工队员，而必须是拥有政治效能的治理主体。具体而言，需要全方位地向基层“放权赋能”。“放权”的关键不在于将上级行政部门的职权下放给基层组织，而是要让基层组织拥有根据地方情况和事情的轻重缓急，自主安排事务的权力。“赋能”的关键亦非下沉治理资源，而是要让基层从督查检查考核等事务中解脱出来，让其真正有时间做群众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　　　□吕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