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讲所 |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个体的物质欲望也会不断增强，由此会使人们逐渐适应收入增加的预期而降低由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幸福感。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会更多转移到对精神层面目标的追求，其中，获得感尤其是公平感尤为重要。
　　解决不平等或不公平，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例如，在北欧实施的一种“分配与保障型”的干预制度，政府通过对两极分化的群体采取强制的外生干预手段，采用再分配，包括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形成整个社会的基本保障体系。而且这种干预并不必然会降低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因为实施这种制度需保证经济增长达到较高水平，此时，产业形态高级化，社会生产效率高，人们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显然，实施这种制度的成本很高。
　　我国更需要探索出一种“增长与共享型”的内生包容制度，通过帕累托改进，从资产或财富的角度探索形成共同富裕的逻辑线索。因为，收入不平等只是流量性的不平等，而资产或财富的不平等，往往是存量性的不平等。而且这种存量的变化会对流量带来持久性的累积效应。因此，在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盘活以下三种共享型资产，促进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第一，撬动盘活农村“三块地”，有效增进农民与集体财富的收益率。第二，扩大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基础设施、普惠金融、基础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等，确保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部分人不至于掉队。第三，全方位开发农村的生态文化资产，形成有效的交易平台。　　　　　　　　　　　　　　　　　□罗必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