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和小说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经得起一读再读。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仅无可争辩，而且与日俱增。
金冬心与“反季食品”
　　汪老另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人称“美食家”。因为他爱吃，夸口“什么都吃”。他主张“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他自豪地说，“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称世界之冠”。
　　汪曾祺也很爱谈吃。他的散文尤其爱谈中国各地的食物和自己发明的“美食”。往往谈得兴会淋漓，令人口舌生津。
　　但汪曾祺反对别人称他为“美食家”。对“美食家”这顶帽子，他始终拒不接受。
　　其实是否美食家并不重要。究竟何为美食家，也并没有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汪曾祺爱吃，爱谈吃，爱做菜，只是热爱生活、感恩生活的一种表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所谈的都是家常小菜。谈吃，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对文化的态度。”
　　所以汪曾祺绝非饕餮之徒，绝不刻意讲究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对过分讲究的“美食”他嗤之以鼻。他曾公开撰文反对“工艺美食”，就是把食物弄出各种奇形怪状的花样。他认为那简直是胡闹。
　　汪曾祺有篇小说叫《金冬心》，写扬州八怪之首金农，被财大气粗的盐商请去，陪达官贵人吃饭。他们吃的东西名贵而稀罕，叫作“时非其时，地非其地”，就是一桌菜，没一样是当地出产，也没一样是当时所有。今天大家都害怕大棚养殖的“反季食品”，而当时却特别名贵。汪曾祺写拍马屁的盐商和无聊文人，跟在达官贵人后面，装模作样赞叹那一桌美食，其实就是批判那种附庸风雅、夸奢斗富的吃法。
　　汪曾祺并不完全否定名贵的菜肴，但他强调这绝非平常人所能享受，而且许多名贵菜肴也确实超出了正常人的生理需要，除非特殊场合特殊需要，基本属于炫富和浪费。
　　汪曾祺所谓“美食”，只是在粗茶淡饭中享受生活，感恩生活。如果这也是“美食家”，那它肯定要遭遇对立面，即“恶食者”。
　　“恶食者”不是汪曾祺的原话，而是我的一个概括。我发现汪曾祺散文多谈“美食”，小说却常常写到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的饕餮之徒，他们用不义之财追求过度消费，自以为是美食家，瞧不起普通人的粗茶淡饭，其实这些人哪里是什么美食家，顶多只能算是“恶食者”。
　　汪曾祺短篇小说《八千岁》，就生动描写了这两种“美食”观念的尖锐对立，也就是“美食家”和“恶食者”的狭路相逢。
八千岁的菜谱、饭陪、草炉饼
　　小说《八千岁》的主角就叫八千岁，他靠着一股子心劲，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居然成为家资饶富的米店老板。发家之后，他“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依然保持勤俭持家的本色。但八千岁的勤俭有点过分，“无论冬夏，总是一身老蓝布”，对任何超出基本需要的“美食”都不感兴趣。那些游手好闲之辈和富贵之家所夸耀的“美食”，根本不入他的法眼。他总是说，“这有什么吃头！”
　　八千岁平常都吃些什么呢？小说这样交代：
　　八千岁的菜谱非常简单。他家开米店，放着高尖米不吃，顿顿都是头糙红米饭。菜是一成不变的熬青菜。——有时放两块豆腐。
　　有卖稻的客人时，单加一个荤菜，也还有一壶酒。客人照例要举杯让一让，八千岁总是举起碗来说：“我饭陪，饭陪！”
　　这地方有“吃晚茶”的习惯——八千岁家的晚茶，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草炉烧饼，一人两个。
　　小说有一大段文字写“草炉烧饼”，总之极其粗糙、简单而便宜。汪曾祺写得实在太好了，以至于惊动大洋彼岸深居简出的张爱玲，专门因此写了篇《草炉饼》。这是题外话，不说也罢。
　　八千岁这样吃，人以为苦，他反以为乐。“头糙红米饭”“青菜豆腐”和“草炉饼”，就是他的“美食”，如果八千岁也知道有“美食”这个说法的话。
　　看八千岁吃饭，令人想起汪曾祺唯一的中篇小说《大淖记事》，那些“靠肩膀吃饭”的挑夫们也是这么吃饭的：
　　一到饭时，就看见这些茅草房子的门口蹲着一些男子汉，捧着一个蓝花大海碗，碗里是骨堆堆的一碗紫红紫红的米饭，一边堆着青菜小鱼、臭豆腐、腌辣椒，大口大口地在吞食。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看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好吃的饭了。
　　这些挑夫“无隔宿之粮，都是当天买，当天吃”，八千岁却是米店老板，但挑夫们的小菜竟然胜过八千岁。八千岁只有“青菜豆腐”，挑夫们吃饭，还“一边堆着青菜小鱼、臭豆腐、腌辣椒”呢。
　　这当然只是细微区别，本质上八千岁和挑夫们属于一类，就是热爱生活，拼命工作，无所抱怨，心存感谢，粗茶淡饭，甘之如饴。汪曾祺就是欣赏、推崇普通中国人的这种生活态度，所以他的小说特别接地气，特别令人感到温暖而踏实。
“八舅太爷”的“满汉全席”
　　小说写到一半，突然蹦出个“八舅太爷”，几乎动摇了八千岁的生活原则与饮食习惯。
　　“八舅太爷”青红帮出身，趁着抗战，混入军界，带着他的“独立混成旅”，在里下河几个县轮流转。名为保境安民，实乃鱼肉乡里，大发国难财。看过沪剧《芦荡火种》或者汪曾祺由沪剧改编的京剧《沙家浜》的读者，不妨将这位“八舅太爷”想象成土匪头子“胡传奎”。他们是一类人。
　　“八舅太爷”在八千岁家乡驻扎了一阵子，突然奉调“开拔”去外地。临行前他以“资敌”的罪名绑架了八千岁，勒索八百大洋，才肯放人。
　　“八舅太爷”花六百块钱给一个流落江湖的风尘女子买了件高级斗篷，剩余二百，就办了“满汉全席”，“吃它一整天，上午十点钟开席，一直吃到半夜！”
　　当地人没见过“满汉全席”，“八千岁”刚放出来，忍不住也跑去看，“一面看，一面又掉了几滴泪，他想：这是吃我哪！”这事过后，八千岁的饮食有了微妙变化：
　　吃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炉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
　　八千岁竟然不吃草炉饼，改吃三鲜面，这是受了“八舅太爷”刺激，自暴自弃，开始大手大脚，挥霍浪费呢？还是因为刺激而想开了，从此不再苦待自己，也适当讲究一点吃喝？又或者只是一时的赌气，过后还要继续吃“草炉饼”？小说没有交代，但总之被“八舅太爷”这一闹，八千岁确实伤透了心。
　　在八千岁看来，吃饭就是吃饭，讲究那么多干嘛！“美食”只是“八舅太爷”之流弄出来的花样。他们的“美食”，在八千岁看来就是“恶食”，而“八舅太爷”或他人眼里的“恶食”，才是八千岁的“美食”。
　　八千岁和“八舅太爷”的美食观势不两立。实际上正是八千岁远近闻名的节俭之风激怒了本来毫不相干的“八舅太爷”。“八舅太爷”这种人就是要巧取豪夺，就是要铺张浪费，就是要矜夸炫耀，就是要穷奢极欲，而八千岁引以自豪且为人称道的作风处处与之相反，这岂不是要跟他唱对台戏吗？这岂不就等于给他“八舅太爷”打脸吗？
　　这个道理，小说写得很清楚：
　　八舅太爷敲了八千岁一杠子，是有精神上和物质上两方面理由的。精神上，他说：“我平生最恨俭省的人，这种人都该杀！”
　　无权无势的八千岁只是本分地享受他自己的“美食”，但手握重兵、为所欲为的“八舅太爷”就不同了，他不仅享受自己的“美食”，还要推己及人，至少方圆数百里受他“保护”的乡民都必须认同、称赞、羡慕他的“美食”。他岂能容忍在势力范围之内，还存在另一种迥然不同却受人尊敬的“美食”？
　　所以“八舅太爷”一定要绑架、勒索八千岁，一定要碾压乃至摧毁八千岁“这种人”的美食。“八舅太爷”的美食是“满汉全席”，八千岁的“美食”是“头糙红米饭”“青菜豆腐”“草炉饼”，二者表面上井水不犯河水，却迟早要发生冲突，因为性质太不相同，所谓冰炭难容，不共戴天。
“神圣的快乐”
　　汪曾祺小说，跟他所激赏的当代另一位优秀作家阿城的短篇《棋王》一样，都注意描写“吃”这个“人生第一需要”。他们笔下的“八千岁”、挑夫、棋王“王一生”的“吃”，既满足生理需求，更显出“一种神圣的快乐”。要说“美食家”，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美食家”。
　　作为对照，汪曾祺也经常写到“恶食者”，就是那些张牙舞爪的饕餮之徒，他们用不义之财追求过度享受，暴殄天物，也败坏了生活。读汪曾祺小说，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只有“八千岁”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美食家”，但他们从不张扬，他们的“美食”也平淡无奇，甚至相当粗糙，跟他们相比，那些所谓的“美食家”，顶多只是“八舅太爷”之流的“恶食者”？
　　□郜元宝
　　草炉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