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开始的并镇运动,席卷全国。从1998年到2003年底,短短5年,中国撤并了7400个乡镇,平均每年1480个。此后,2004年全国撤并乡镇864个,2005年1953个,2006年798个。
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十年弹指一挥间,被撤并乡镇的生存状态,在轻歌曼舞、狂飙突进中少人问津。
2008年5月、6月,南方农村报记者选取广东省四会市原江林镇进行调查,该镇于2003年被并入江谷镇,5年来,当地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一连串的离心运动:并镇的当年,江林农村信用合作社远走高飞；2006年,江林派出所溜之大吉；2007年,江林中学人去楼空；同年,中国邮政储蓄关门歇业。与此同时,一些工厂开始挺进江林并安营扎寨:一个烧炭厂在原先的镇政府地块上建起了厂房,一个塑料厂扎起了粗大的水管。机构撤出,民众生活极其不便；工厂潜入,污染让他们无法忍受。一进一出之间,受害最深的是当地居民,他们反复追问,并镇到底是为了什么?
□本版文/图 本报记者 王宏旺
广东省四会市江谷镇冼田小学的二楼学生宿舍里,有两位奇特的住客,分别是61岁的老人范金水和70岁的范桂方,他们都来自距离冼田7公里的担田村。江林镇被并入江谷镇后,担田小学也跟着并入冼田小学,两位老人便不得不跟着住校照顾孙辈。
老人住校陪读
5月19日是星期一,范金水催着两个孙子早点起床。他们一个8岁,上学前班；一个9岁,上一年级。6点钟,这一老二小,就开始走在担田村到冼田小学的山路上。当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滂沱大雨,范金水三人到达冼田小学时,衣服已经湿透,而且还迟到了。范将衣服晾在宿舍里,屋内灯光昏暗,陈设简陋。
范桂方也带着两个:上三年级的孙子和上五年级的孙女。范金水和范桂方是邻居,孩子们上课的时候,两位老人便在附近闲逛,范桂方喜欢走进江林卫生院的医药房,跟一群老人寒暄。
范金水带着两个孙子,周一过来上学,周五放学回家。从担田到冼田,如果坐车的话,路费每人要5块钱,三个人最少要10块,每个月来回就要80块。
“我儿子在外打工,一个月才赚600块。”范金水掏出15块钱一斤的烟丝,并不着急点燃。为了省钱,他带两个孙子尽可能步行来回。
并镇后,原江林镇10所小学合并成了3所:冼田小学、大垌小学和顺带小学,很快又将成为两所——顺带小学和大垌小学的合并已经板上钉钉。顺带小学校长罗厚健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下学期开始,顺带小学的3至6年级学生就要到大垌小学上课。
“如果顺带小学跟大垌小学合并,我的孙子就不读了。”在大垌村委会小乐村,79岁的共产党员吴天兴语调急促,他有四个孙子在顺带小学读书。没有人能体会小乐村民的苦衷:小乐村依山而建,距离顺带村3公里,大人步行需要半个小时,小孩走路则需要一个小时。等到顺带小学并入大垌小学后,小孩走路上学就需要两个小时。一旦天降大雨,路面则会泥泞不堪,根本无法行走；随时可能出现的山体滑坡,更让家长担心。
而曾经的江林中学,如今只剩下一个空壳,坐落在半山腰的校舍堆满了垃圾,一条流浪的土狗在二楼安营扎寨,校舍前的平地上,一捆柴木遮住了墙壁上的地图。原江林中学的学生被迫到江谷中学读书,星期日去上学车费要4元,星期五回家车费5元,吃饭、住宿每月还要两百块左右,许多学生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纷纷辍学(见本报之前的报道《四会江谷并校引发大量辍学》)。
公共机构撤离
在原江林的公共机构中,较早开溜的是江林农村信用合作社。2003年11月,江林镇被并入江谷镇,江林农信社后脚就跟着撤离江林。从此,每次取钱存钱,成了当地民众的麻烦事。从江林社区到江谷镇,山路绵延15公里,搭摩托一般要价15块,来回需要30块。连通江林与江谷的中巴票价虽然只需4元,但要在原江林镇的各个村庄兜一圈,耗费大量时间。作为当地一家茶场的退休员工和退休教师,张二和冼文初每次领工资,都要搭很长时间的中巴去江谷。
“江林镇派出所,前行60米”的标牌赫然树立在江林社区的一个拐弯处,箭头指向左方,然而,紧步前行,人已去,楼已空。2006年,派出所已经撤离该地。打那以后,原江林镇的大垌村和冼田村至少发生了八起农民钱财失窃事件,金额从一千元到八千元不等,皆为农民卖沙糖桔所得。由于江林农信社退出了,农民只能将这些血汗钱存放在家中；又因为江林派出所撤走,治安松弛,导致发生以前未曾有过的此类偷盗。在顺带小学教书的罗老师,住在江林社区,家里养的三只鸡在前不久被人偷走。他不指望派出所能迁回来,但希望能建一个保安亭。
在江林社区,中国邮政储蓄的大招牌还高高在挂,只是卷门已经拉下,一捆捆扎好的木柴堵在门口。江林社区茶香路旁的一间小屋里,一张矮桌上摆着沾满灰尘的《2007年9月电信话费收费通知书》,这是退休教师冼文初收到的最后一张通知单,37.62元是他缴纳的最后一次电话费。当月,中国邮政储蓄从江林撤离,缴纳电话费需要到15公里以外的江谷镇,行动不便的他于是将这个任务交给在四会市区的女儿。
冼文初还被迫中断了延续几十年的订报习惯,未再续订《南方农村报》。张二曾经订阅过《广州日报》和《老人报》,今年也没有续订。“邮局走了,当天的报纸要过好几天才能拿到,报纸上的都是旧闻。”张二说,“邮递员也是看心情,想送就送,不想送就不送。”
无证工厂挺进
各种机构撤出后,一些工厂开始进驻江林社区。茶香路贯穿江林社区,两头驻扎着两家工厂,一家是烧炭厂,一家是塑料厂,其间生活的数十户居民受两头挤压。
塑料厂名为“永洁日用塑料厂”,将垃圾塑料压缩成塑料粒。记者6月4日走进该工厂时,机器轰鸣,浓烟排空,厂内气味令人不敢呼吸。该塑料厂设施简单,三条大管道通往厂区背后的水塘,垃圾和污水遍地。厂长张镜明只出示了2006年11月8日注册的税务登记证,其他证件则一概阙如,“排污许可证等证件正在年审”。
当地民众所称的烧炭厂,全名为“四会市江谷镇富能机制木炭厂”,是将锯末烧制成木炭出售。厂长周强丝毫不认为自己的工厂有什么污染,“你过来闻闻”,他带着记者进入工厂,“有味道么?”他坦承没办排污许可证,因为“如果要办齐证件,比开一个厂子还贵”,他承受不起。
当地民众觉得这两个工厂的气味无法忍受,“烧炭厂排出的浓烟是辣的,而塑料厂则是臭的”。他们只能将房门和窗户关得严严实实,不让烟尘进来。“很刺激,很难受。”当地茶场的退休员工张二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他对这些气味的反应尤其敏感。一位林姓居民则主要担忧小孩的身体健康,“有天一大早,一打开门,臭气就扑面而来,我的小孩差点呕吐。这样下去,孩子身体肯定会受影响。”
为此,当地居民试图通过上访迁走两家工厂,并纷纷集资,但上访的消息被江谷镇政府提前掌握了,未能成行。
“没人理我们了!上访不让去,污染又不解决。并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一位邓姓居民说,烧炭厂建在原江林镇政府的旧址上,如果政府还在这里办公,会让工厂进来么?
一位在江谷工作的公务员对江林的没落痛心疾首,他也想不通,原来山清水秀的江林,怎么会变成这般模样。
漠视群众意愿
“2003年,为了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上面要求并镇,并不是我们想的。”6月17日,四会民政局政权股股长龙家良回忆道,“我们从各个股室抽调人员,组成综合小组,搞完并镇,小组就解散了,也没什么总结。现在许多事情也记不清了。”这一次疾风骤雨般的并镇,四会撤销了4个镇(街道办)。
乡镇撤并是根据语种、走向和人口来决定的。龙家良举例说,罗源和地豆两个镇本来应当合并,但罗源是说清远话,地豆是说客家话,语种不同,因而没有合并。
“征求群众的意见?没有!并镇中没有这个程序。”当地一位参与并镇工作的官员说。
公共机构的走与留,主要取决于经济利益。
江林广播电视站因为经济利益留了下来。站长林日钊算了一笔账:拉一条电视光缆,一般1公里要花1万块钱,拉到大垌村,共需投入20万块。在大垌三村(大垌、顺带和严坑),总共有200户人家,每年可向每户收取204元管理费,5年就能回收成本；如果算上维护费用、人员工资和电费,10年后就可开始盈利。
而作为江林唯一的金融机构——江林农信社,尽管每年都亏损,但因为镇政府在那里,只能无奈地坚持；因此,等到江林镇一撤,它就赶快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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