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城镇村的学生都有“书种”吗?
周锦翔:所谓“书种”,是外面的说法。城镇村只有0.9平方公里,人口2000出头,30%的成年人出外打工,集体收入就靠鱼塘和店面的3万多块钱租金,刚刚踏过贫困村的门槛。很多村民生活艰难,只有读书才有出路,而我们又有读书的传统,为什么不发扬光大呢?
南方农村报:作为村主任,你为何这样重视教育?
周锦翔:教育是所有村民都关注的大事,一提教育,大家都双手赞成。我利用教育拉近民心,通过小孩把村民的心连在一起,这样办什么事都很方便。
南方农村报:教育基金“入股捐息”的点子是你想出来的么?
周锦翔:我也是借鉴别人的做法。这个做法现在看起来效果很不错,但在当时却是逼于无奈。那时,我刚刚当选村主任,村民似乎对村干部天然地不信任,不愿意捐钱,我就用了这个办法,解了燃眉之急。后来,随着村务公开越来越透明,教育基金的信誉也得到了认可,各方捐款可以用“汹涌而至”来形容,村里80年代的大学生周启辉就刚刚捐了1万块钱。原来的38万元本金全部退回了,但由于有了捐款,我们的基金反而扩大了。
南方农村报:你觉得村民的“三个比”合适么?
周锦翔:我觉得挺好,这是正当的竞争,不是盲目的攀比。有些村民经常想,我不如你,但要让我儿子考大学比过你儿子!我儿子前两年以700多分的成绩考上中山大学,在村里数一数二,所以我抓教育底气很足,大家都很信赖我。
南方农村报:村里的学生会不会受到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影响?
周锦翔:我们村里极少让初中没毕业的小孩出去打工,一有这种苗头我就去做工作,反复跟他们讲“打工也要读高中,不上高中做苦工”的事例,劝家长咬咬牙,熬熬这几年,如果真的有困难可以找村委会和社会援助。对于一些认为读书无用的学生,我会告诉他们读书是在储备知识,总有一天会喷发出来。
南方农村报:你对学生有什么要求吗?
周锦翔:对学生,我也不图什么回报,我只有一条要求,大家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得自己是城镇人,这就够了!如果有心的话,过年过节发条短信来祝福下翔伯,我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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