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三十年之伤痕文学
□刘心武
《班主任》这篇作品,产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集中体现为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这篇作品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
人们对这篇作品,以及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
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性诉求的文章。 ——刘心武
《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那时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1961年至1976年我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师。《班主任》的素材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命体验。
写《班主任》时,作为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分工抓长篇小说。当时手里比较成熟的稿子有两部,一部是《雅克萨》,另一部是两位农民作者合作的,写农村修路的《大路歌》。他们的稿子生活气息浓烈,文字也活泼流畅。虽说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但1977年2月7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决定了还得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编辑部对稿子的取舍,也就不能不以此为准绳。这可难为了我这个责编和两位作者——我们必须使稿子里有阶级敌人搞破坏,还得歌颂文化大革命。可他们那里修路,实在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我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农村,跟他们翻来覆去地编造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编不圆。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出版。与《雅克萨》作者谢鲲的接触,使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必须抓紧做事(1977年我35岁,已不能算是很年轻了)；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
1977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不寄了。我从东单邮局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人民文学》编辑部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月。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10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来支持。
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称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大了。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虽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
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伤痕文学之父”等等。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办方带我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待过的人,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确实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30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7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认为是一场浩劫。现在一些年轻人总以为“四人帮”一被捕,就可以说“文革”“坏话”了,实际上在那以后仍有人因为“恶毒攻击文革”而被判刑甚至枪毙,1981年中央这个决议才算正式否定了“文革”。
紧跟着,改革开放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转之势。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功能,也便完结。它被送入了“博物馆”(各种当代文学史,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的深深疑问。进入1980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越难了。
(本文摘自《我是刘心武》一书,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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