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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控诉文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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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10月30日 来源: 南方农村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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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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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同时获奖,参加颁奖时,刘心武(中)和卢新华(左)、王亚平(右)一见如故,到北京崇文门外一家照相馆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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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有益
“朦胧诗”萌芽于文革时期,“伤痕文学”则是打倒“四人帮”后,新时期小说中第一股壮观的文学思潮。
“四人帮”施行法西斯独裁,“文革”十年践踏真理与正义,扼杀、压抑人性,蔑视道德与良知,由此酿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人生悲剧与社会悲剧,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这是“伤痕文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是刘心武1977年发表于《人民文学》11月号上的《班主任》。故事讲述班主任张老师愿意接收被拘留所放出来的小流氓宋宝琦,此举引起数个波澜,首先是同事的不理解,其次是学生欲罢课抵制,再次是“标准学生”与老师同学的对立,张老师一一化解,从而引出“四人帮”法西斯独裁、愚民政策给年轻一代造成“内伤”这一主题。
小说着力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小流氓宋宝琦,在宣扬“读书无用”论的特殊年代,宋宝琦无书可读,亦无心向学,他幻想着能如张铁生般,考个零分当大官,他自甘堕落当个小流氓。另一个人物形象是“标准学生”谢惠敏,这个品行端正、思想单纯的团支书,其幼稚愚昧与宋宝琦没有本质区别,她抵制一切非报刊推介的书籍,甚至拒绝穿短袖衣花裙子,她和宋宝琦一样,认为《青春之歌》、《牛虻》等都是毒草黄书,揭示了“四人帮”的文化独裁对年轻人心灵、精神的扭曲和摧残。小说最后发出“救救被‘四人帮’毒害的孩子”的呼声,对“四人帮”进行有力的控诉。
与此同时,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出现在大学校园墙报上,后于1978年8月11日发表于《文汇报》,“伤痕文学”一词即来源于这篇小说的题目。《伤痕》描写了“四人帮”的反动血统论如何在人们的情感深处留下创伤。主人公王晓华的母亲被诬陷为叛徒,王晓华与母亲决裂,下乡当知青。但受母亲政治问题的影响,她入团受到重重阻碍,与苏小林谈恋爱,又受到组织的干预,为不影响苏小林的前途,王晓华狠心分手。直到母亲被平反,写信要王晓华回去,她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待她回到家中,母亲已经离世。
“伤痕文学”从1977年《班主任》的发表开始到1979年达到高潮,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肖平的《墓场与鲜花》、宗璞的《弦上的梦》等等。不可否认,如今回头看这些作品,显得稚嫩造作,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作品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十年动荡混乱的生活,使千千万万家庭不同程度地留下“伤痕”,严重的家破人亡,如何愈合这创巨痛深的“伤痕”,是浩劫之后萦绕在人们心中的问题。“伤痕文学”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四人帮”、“文革”进行了血淋淋的控诉,因而能激起社会巨大的反响与共鸣。就如刘心武所说,人们对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伤痕文学”讲出了“人人心中有”,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承载了民间变革性诉求。
在文学史上,“伤痕文学”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在于恢复了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对人的价值进行重新思索,通过对那些被侮辱与被扭曲的灵魂的描写,深刻阐述了“文学是人学”的意义。“伤痕文学”还恢复了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了畸形的政治给国家和民族留下的巨大灾难,写到了曾被视为“禁区”的每一个角落,体现了强劲的现实主义精神,为以后文学创作现实主义精神的进一步深化打下了基础。 □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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